《中国诗词大会》为何会成功？
作者：暮初
《中国诗词大会》为何会成功？这个问题引起许多人的思考。一些意见认为，一是节目内容植根于本土文化，挖掘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而且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二是节目形式让人喜闻乐见，参与性强等等。但是，这种见解隔靴搔痒，并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揭示《中国诗词大会》为何成功的真正原因。而且，一些节目参与者的话也不能全信，毕竟是利益相关方。因为，类似的节目之前也曾有过，不见得超过《中国诗词大会》的欢迎程度。因此，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事实上，《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有以下二点：
一是《中国诗词大会》无意中触动了人们心底的良知。虽然《中国诗词大会》本质上就是一台竞技类娱乐节目，但是通过变换主题，将真正的意图隐藏于娱乐的形式之下，这一点非常高明。高明之处在于不将特定的价值观简单直接地强加于人，而是通过引发观众的心灵共鸣而达成目的。虽然这是无心插柳之举，却无意中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毕竟任何节目的成功无外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因而《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也与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有关。具体而言，在这个社会中，无论哪个级别的电视台都在宣扬以商业价值为中心，不约而同地在营造一种浮夸的假象，似乎在当今中国，商业的价值观早已超过文化的价值观；似乎一切看钱看，才符合中国当代的价值观潮流。由于各级电视台的自我迷失，使得原本国家用于价值观导向的宣传平台早已失守了最后的一块净土。问题在于，各级电视台所迎合的低俗并没有赢得大多数中国人的肯定；许多弄得金碧辉煌，看似纸醉金迷的大型节目也没有受到人们的追捧，其根本原因就是无法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最典型的就是每年的春晚节目，虽然劳民伤财，但是越向南方越没有人看，好端端的文化展示平台成为一场插浑打科又乱哄哄的闹剧，让不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以为我们的文化只能做到如此的低俗。因而，当清新淡雅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一经推出就受到欢迎，就是突破了当今许多电视节目惯性思维的瓶颈。也就是说，当今的人们并不真心希望活在商业价值优先的社会中，因为这种商业价值优先的社会环境，恰恰是大多数人所不能适应的环境。总是要应对尔虞我诈，总是以金钱去衡量人的价值，会让人感到烦躁和心累。毕竟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人们早已厌倦了生活在不安定的环境之中。人们需要有安全感，希望心灵能有一个平静的港湾，那怕能暂时地享受一下超脱的心境。而中国诗词中所蕴含的那种超脱尘烟的独特气质和理性慎独的思考，正是符合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向往平静、追求安定的诉求，也满足了人们的想象和憧憬。因此，节目的真正亮点并非是那些熟练背诵诗词的选手，这些选手不过是为了节目的炫酷好看而被使用的人体道具而已，而古代诗人所具备的那种扑面而来的睿智和想象力才是真正的亮点。对电视台而言，节目收视率和品牌价值才是真正的痛点。不可否定，从《中国诗词大会》的实际效果来看，也给予人们一定的启示和实证，比如“厚积才能薄发”的道理，这为平复“浮躁”的心理提供了一个精神支点。比如，培养学生的兴趣要比制定学业目标来得更重要，这引发了在子女教育上的一点理性思考。当然，这些也是老生常谈了。
二是《中国诗词大会》误打误撞地触发了人们心底的“悲情”。凡是中国历史上有成就的诗人（词人）大都是在生活和仕途之中不得意的人。似乎没有经过苦难的折磨和心灵煎熬的诗人写不出什么好诗，所写的诗词也不可能流传下来。因此诗词中要么是反映满腹牢骚；要么是反映自己的怀才不遇；要么反映世态炎凉；要么是愤世嫉俗，悲天悯人；要么就是跨越世俗的超脱，向往虚无缥缈的仙境，总之是对现实不满。诗意或显，或隐，诗中的意境变化万千，令人目不暇接。而古代诗人群体性不得志，又与当代中国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大多数百姓迷茫的心境产生强烈的共鸣。何况，从古到今凡是有才气的中国诗人还集中地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失意（或落魄）的公务员”。因此，当坐在《中国诗词大会》专家席上的几位大学教授有意无意地强调古代诗人当时心境，强调诗人的落魄和遭受冷落，并在追怀古人，替古人担忧之余，也给予了电视机前观众强烈的暗示，从而不露痕迹地掺入这些学者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世心态。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诗词大会》的参与者，基本上以选择平民为主，包括基层农民和普通公务员；也包括学生，这一平民百姓的子女群体。而且从节目的编排来看，还设有专门的“倾诉苦难”和主持人落泪的情节。故而不适合什么富翁、公司老总、富二代和官二代等特殊“成功”阶层的人来参赛，至少没有特别强调和隆重推出这些人的身份。甚至，也没有选择“演员"这个当今社会具有“风向标”意义的热门群体。这就具有强烈的倾向性暗示，也就是没有官员、富翁、演员等成功阶层的人参与的节目才是格调高雅的节目。而选择“中国诗词”这个点，也在于不露痕迹地将这类人剔除出去，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这台节目的价值取向。
这就是说，《中国诗词大会》的初衷就是为了迎合中国普通百姓的情绪和心声。从物理学原理上来说，古代不得志的诗人、当代不得志的平民参与者、电视机前不得志的普通平民百姓，三种不同时空的场景内的”不得志”群体三位一体，构成了“共鸣”的三要素。即由电视台所编排的节目作为“声源”，而参赛者作为“放大器”，而电视受者作为“共鸣箱体”，从而完美地构成了一个跨时空的“共鸣”结构。因此，可以说《中国诗词大会》成功地将古代诗人的心境与现代观众自己的心境联系了起来。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引》)。毕竟，即使是最低微的普通百姓也盼望在当下的社会拥有存在感和安全感，这就是节目之所以要打“悲情”牌的好处所在。但是，这种价值取向也有一定的政治风险隐患，毕竟当今社会的主旋律是社会和谐，是歌颂大好形势。也就是说，与主旋律相比，绝大多数的诗词都显得有些无病呻吟。
至于节目中所出现的许多表现抢眼的优秀学生群体，有博士、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客观上给这些选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个人魅力和诗词积累功底的平台，也符合类似于“自我价值实现”这样的心理需求。但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却是一大群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自己却一生不得志、患有集体焦虑的家长。子女们的出色表现让他们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也点燃了电视机前的亿万个家长的希望，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会对几个出色的学生选手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因而重点并不是选手们能背多少首诗。背得再多又能代表什么呢，不过是“两脚书橱”而已，在这个讲究现实的社会中又不能靠背诵诗词当饭吃，最多只能当一个业余爱好和个人兴趣，陶冶一下小资性情。除了当教授，根本没有实际的作用（当然教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在中国也并不是只凭真才实学就能当上教授，还需要其它的综合素质）。
因此，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林林总总的因素组合在一起才是《中国诗词大会》成功的真正原因。之前许多节目的不成功，就在于不能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所致。因此，《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纯属侥幸，并非是事后所总结拔高的那样。
而事后被拔高的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实际上辞不达意，民族的东西只有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产生共鸣才能成为世界的。并不是凡是“民族的”就一定能成为“世界的”。否则，许多民族的文化遗产也不至于消失殆尽，也没有必要近来来大力宣扬“国学”，重建仁义礼智信那一套东西。此外，被拔高的所谓“节目形式让人喜闻乐见，参与性强”，更是扯淡。当电视台认定低俗、炫酷的艺术形式就是“喜闻乐见”、就是“参与性强”之时，就形成了惯性思维。当编导们不懂大多数观众的心理需求，不能切合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再炫酷的舞台效果又能怎样，百姓照样不买帐。
因此，电视节目为什么人服务，就是一个文化方向的问题。当一个节目反映了群众的诉求，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反映了群众的价值观，反映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群众又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
即使从市场经济和商业创新的角度来说，迎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才能更大范围地赢得消费者群体，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没有人肯去想。世上的事情有时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当然，对于迷茫之中的人们，不仅仅是迎合，而且要恰如其分地加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但是，这个要求对于编导们来说又似乎有点强人所难了。因此，《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也是不可复制的。
这个节目的最大败笔，在于被邀请作为点评佳宾的教授们没有一个是当代著名的诗人，因而只能滔滔不绝地照本宣科，重复前人所说过的东西，拾人牙慧，毫无新意。“会背诗”与“会写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界，对于诗词的理解也截然不同。可见“温故而知新”实在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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