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即将奋身投入新角色，在离别的喧闹声中，有这么一群人站在角落一直沉默，这是高校中不断增多的抑郁症患者，他们正经受 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孤独与隔离。写完毕业论文，找份像样的工作，对此刻的他来说，着实艰难。北青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京一所著名重点大学有40人被 确诊为抑郁症，约占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访问量的两成。智识高、求胜心强的大学生，已然成为抑郁症高发人群。

调查：抑郁症学生占到咨询中心来访量的两成

　　“你好，这里是李家杰珍惜生命大学生心理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一段固定的开场白，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听筒那头迟疑了好几秒，缓缓地 吐出：“你好，我想咨询下抑郁症相关的问题，已失眠3个月了……”当了三年接线的学生志愿者小卿遇到这样声称自己抑郁症的来电者，依然会紧张到手心冒汗。

　　“李家杰珍惜生命大学生心理热线”开通7年来，这条热线共倾听了全国各地近万人次的声音。热线主任秦琳告诉北青报记者每日在线的6小时会接到近 三四个学生的电波求助。另一所在京著名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负责人章文(化名)则说：“据粗略统计，5年前，10个咨询对象里平均一两个有抑郁症，而现在 则上升到3-4个。”

　　目前，北京的高校一般设有心理健康中心，主要负责心理排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课和咨询等工作，学校还安排专职的心理教师，配备专门的咨询中心。这里，虽然不能像专业医院做临床诊断，却是预防危机和筛查抑郁的第一道“防线”。

　　在谈起遭遇心理危机的大学生群体时，长期在大学心理咨询一线工作的章文直言道：“他们中患有抑郁症的占比较高，去年中心约有1500人次的来访 量，抑郁症占到咨询人数的两成。经我们统计，全校共有40个学生确诊为抑郁症，算上实际患病却没来咨询的，这个数字应该还会更高。”

　　这些学生来时往往先聊“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跟导师(朋友)如何如何”、“我失恋了”等琐事，待完全放下戒备，他们才可能过渡到更深的话 题：“总结差不多分四大类问题：学业、人际恋爱、家庭、人生意义追问。”关于学生的心理危机问题，每个学校的情况也不大一样，不同类型的高校，面临的问题 并不相同。“艺术类大学偏重情感问题，而综合性重点大学则偏重于学业。”

　　抑郁症，作为一种心理疾病，从情绪、认知、动机和生理上都有明显异常的反应，判断是否得病通常在上述方面。“对生活失去兴趣，无意义感，严重 的，会出现自杀倾向。”章文记得曾接待一位历经3年半心理辅导的女生，这女孩当时甚至记不住7个字以上的短句，“得了病，身心巨大痛苦，普通人往往难以理 解，我们的流程是先询问症状，严重者建议转诊同时通知家属或老师，不严重者就心理咨询。”

　　“我不够好”，是中心来访学生们口中出现的高频词。有悖于“学习好心理就好”惯常想法，成绩优秀的重点大学学生在抑郁群体中已经占有一定数量。 他们对自我极其严苛，常流露出内疚和自责的情绪。“我接触到的好多孩子都聪明懂事，求胜动机很强的。长久以来压抑着自责或愤怒等情绪，这使得他们把攻击指 向自身。”

个案：无法论文答辩 不得不休学

　　毕业该说再见时，博士生三年级的小鱼(化名)却没有出现在今年师门散伙饭局，她病了。在和抑郁症搏斗的漫漫长路上，小鱼的论文答辩已然遥遥无期，毕业只能顺延。她说这病没有伤口，没有流血。“抑郁起来，不要逼我，千疮百孔，四处漏风。”

　　小鱼，就读于北京海淀某知名大学的文科专业，一向寡言内向的她，却在社交网络上异常活跃，几乎天天更新。翻看小鱼的微信朋友圈，一般不会察觉到 她患上抑郁症，并已5年之久。当在朋友圈吐槽成为一种公然“卖萌”方式，鲜有人注意到她偶尔敞开的孤独和痛苦，今年新年，她曾写下“要接纳最好和最坏的自 己”的句子。

　　从硕士确诊为抑郁症至今，她犯了三次病，两次在国内，一次在国外交换期间。最近一次病发是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被论文和就业的双重压力所困扰， 几个月来她常失眠，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抑郁再次来袭。“注意力下降，记不住东西，根本就写不下去。吃过数十种抗抑郁的药，忍受过恶心无力、浑身酸痛的副 作用，这些和抑郁本身的症状混在一起，生不如死。”

　　当被问起什么原因得上抑郁时，小鱼有些茫然，“要知道生病的具体理由，我就不会抑郁了，它就像感冒一样，一不小心就上身了。”硕士二年级她出现 整夜失眠，恐慌之中她不断逼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睡眠紊乱，学习随之瘫痪，“当初就连煮个饺子煮粘锅，我都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然后上升到自我怀疑， ‘你现在连个饺子都煮不好啦!’”几经好友的催促，她才来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几次辅导后，心理老师建议她去北医六院看看，很快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本科就读于计算机专业的张腾(化名)确诊抑郁症的过程要比小鱼更曲折和漫长，直到大四上学期他才在抑郁症前真正“倒下”，休学回家。“进校时不 喜欢我的大学和专业，有心理落差，加上当时谈了异地恋的女友，非常迷茫，走不出那悲伤情绪。我开始找各种书看和测试，恍然察觉抑郁了，一开始我和父母谁也 不相信，等到快不行时，病到不得不休学。”北青报记者采访的多个抑郁大学生的病例，大多数都有过“人前坚强，人后沮丧”恶性循环的挣扎，他们罹患上的是隐 匿型抑郁症。

特点

　　特点一：“病耻感”让在校生得病不易被察觉

　　曾是抑郁症重度患者的张腾坦承他接触过的不少同龄病友，他们在初期时往往不愿示人。公开统计显示，我国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至少是13万，而其中40%的自杀死亡者在自杀时患有抑郁症。

　　随机采访的学生普遍觉得抑郁症并不遥远，但对其基本知识和诊疗却不甚了了，多数者对其的理解源于此前媒体的报道。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在去 年末一次采访谈到当前中国抑郁症患者数量超过2600万。从北京市综合医院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中看：近10%的患者有抑郁，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过 专科诊治。

　　由于心理问题有很大的隐藏性，如果当事人回避，老师们也难以发现，高校对抑郁症学生的前期筛查难度可见一斑。面对这些困境，章文和秦琳都笑道， “来找我们的孩子都不太可能走极端。”她们觉得当务之急依然是“脱敏”，让学生和家长正视心理疾病，而非妖魔化抑郁症。“校园里患抑郁症的学生人数在逐年 增多，但是有些同学甚至父母都会有病耻感，刻意避免交流，有的孩子到了重度，甚至拒绝看医生。”

　　特点二：硕博士抑郁已呈现升高趋势

　　北京高校心理素质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蔺桂瑞教授这些年来一直在进行“大学生心理危机群体”的调查研究。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她发现这些大学生抑郁症群体都有一些共性，例如：拥有不良家庭关系或亲子关系的学生占比较高;研究生数量目前虽然占比不高，但已呈现出升高趋势。

　　相较于本科生，与小鱼相同遭遇的硕博士们，面临着更多经济、学术或家庭的多重问题，他们承受的压力更大更复杂。章文回忆曾危机干预过一位男博士，当时这位博士1个月不洗澡。“读博6年却无法毕业。诱因就是论文和导师的冲击，他最终只能休学。”

　　小鱼的同学谈起她时，赞赏和羡慕着她的才华和勤奋，但觉得这姑娘逼自己太狠了，国外一年，小鱼曾在病中强撑翻译完一本600页的英文著作。小鱼 导师很体谅弟子，劝小鱼不要心急，一切听医生的安排。小鱼说，“我生病，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跟父母的心情是一样的。如果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出了问 题，这对导师内心打击也会非常大。”

　　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高校的心理教育对于研究生群体的覆盖率远不及本科生。针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关注度不够的话题，一位不具姓名的高校心理咨询 老师对此解释：“这种情况有一定客观原因，包含着高校机构设置的因素。一般而言，心理健康中心归属于高校的学工部，而学工部往往负责本科生的相关问题，对 于研究生方面的工作属于协助性质。”

　　影响：部分用人单位会做入职心理测试

　　除了病耻感，随机采访的多名高校学生还提到不想去心理咨询的另一个隐情：“如果我这的心理出了问题，会不会让周围很多人知道，是否影响我未来的就业呢?”章文和秦琳的回答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学生们的顾虑，因为打心理热线和心理咨询绝对不会进入学生的个人档案。

　　“为他们保密，是我们的职业要求。除非这学生的情况已经很严重，有极端行为倾向，到那时，我们肯定会通知学校的辅导员以及家长。就这一点，我们会在咨询前跟来访者讲明的，征得同意，我们才开始我们的工作。”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受到了校园外用人单位的关注，入职心理测试也时髦起来。毕业生赵文(化名)今年春招时通过了一家事业单位 的笔试与面试，体检环节时，单位要求她除了身体检查外还需去医院接受心理评估测试。在医院，赵文遇到了几个和她一样需要做心理健康评估测试的求职者，他们 被要求填写一份心理测试题。这些题目涉及心理健康现状、个性特征、婚姻家庭、学业等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内容。

　　赵文事后才知道医生会根据问卷作出初步结论，判断被测试者目前的心理健康状况，推测测试者身体、工作、生活、家庭、学习等多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份问卷作答的真实性，有谁能保证?如果有人因为一份心理调查评估一直找不到工作，这算不算一种歧视和不公平? ”

　　一位资深的心理评估专家表示，在入职时是否要心理测试，用人单位往往不同于求职者的态度，“48%的单位领导人认为招聘时应聘者的心理健康比技 能更重要。即使应聘者能力很强，如果心理方面存在问题，单位就会放弃。”但他承认确实有很多单位请他们为新入职者做心理健康评估，其中较多的是教育、医 疗、安全等单位，不乏因心理测试不过关被拒绝的求职者。

“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这句歌词来自中国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其中的老人指的是邓小平。1992年， 邓小平在南海边写下的诗篇，不仅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而且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政府改革都迎来了自己 的春天。

　　在1992年之前，尽管市场机制这一新生事物已经迈上了中国经济的舞台，但其地位和作用一直不高，中共对它的定位也是处于不断探索之中。从“计 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从结构，到“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板块结构，再到“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上下结构，最后1989年又回 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1991年前后出现的经济过热、经济秩序混乱、价格扭曲等问题，使得部分干部群众对市场化改革方向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正是在这个十字路口，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锤定音，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新的轨道。市场经济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解脱出来，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努力方向。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与1992年的中国很相似。

　　1992年的中国，改革陷入困境，进入胶着期，人们对改革的方向非常迷茫。

　　2013年的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深化改革面临困境，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1992年，邓小平态度十分坚决：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2013年，习近平态度同样十分坚决：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992年，邓小平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2013年，习近平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2013年的中国毕竟和1992年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

　　所谓经济新常态，习近平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新常态下，如何处理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新问题、新挑战。

　　“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美国人如是说。

　　“更好的政府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意味着对企业更有力的管制。”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如是说。

　　“管得对的政府才是好政府。”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说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而是要厘清二者的边界。小政府可能是弱政府，弱政府难以支撑起有效的市场;强政府可能是无道的政府，无道的政府可能破坏市场的运行机制;“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

　　“道”就是衡量政府是否有效的标准，是政府管制对错的准则。“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政府必须抱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与民争利中丧失公共利益守护者的神圣职责。

　　“居敬而行简”，有效的政府必须是有限的政府、自我约束的政府。一个无限的政府，必然压抑企业和个人的活力，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果无所不管，就会越位、错位，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但是，“居简而行简”也不对，过于简慢，没有法度、无所作为的政府是“缺位”的政府，同样不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政府是法治政府，要为市场建章立制，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有力维护市场秩序，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压力下，政府必须有更大作为，才能引导中国经济平稳转型。

　　中国30多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从而解放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今天，在经济新常态下，能不能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持续降低市场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将决定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决定中国人民的未来生活。

既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

　　2013年8月，深圳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销售病死猪肉案件。据犯罪分子周某称，他从2012年3月开始生产病死猪肉制成的“排骨粒”，至今共销售了150吨，产品运往深圳市场销售，在这些猪肉中对人体有害的兽药超标12倍。

　　尽管类似的报道并非第一次，但这则新闻还是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引发了公众的关注。根据现行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畜牧检疫、商务、质检、工商、 卫生、食品药品监督、城管7个部门，直接负责生猪从养殖到屠宰、加工、流通、销售、消费各个环节的监管，还有食品安全办公室负责指导督促。按理说，有如此 多的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其中，所构筑起来的监管网络应该是十分严密的，甚至可以说，只要其中一个部门能够尽职尽责，保证自己监管的那个环节没有问题，违法犯 罪分子的违法活动就不会那么轻易得逞，更不会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人发现。但是，“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的咄咄怪事就是在这些部门的眼皮子底下发生 了。

　　如果说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反映的是行政部门由于大权在握带来的乱作为，那么，“八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反映的则是行政部门由于职能交叉所带来的不作为。

　　习近平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改革的目标不是小政府、大市场，而是有效政府、有效市场。建设有力的国家制度比单纯引进市场元素更重要。当政府拥有有效提供政治稳定和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的能力时，这本身就确保了市场发育的良好环境。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仅要做减法，不该管的一定要减下去；同时还要做加法，该管的一定要管起来。

　　(作者系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兼政治研究所主任;来源：学习时报)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王石要被炒了!

　　去年宝能系通过资本运作筹集数百亿资金大举在股市收购万科股票，一跃而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现在又提出罢免王石、郁亮等万科现有高管层的议案，上演了一出新资本与高管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宫斗剧。

　　以王石、郁亮为首的万科管理层，在和“宝能系”抢夺公司控制权之际，高举“不愿做资本的奴隶”的大旗，大打情怀牌。

　　“资本可以雇佣劳动，知识也可以购买资本。资本和知识的关系，是双向的相互选择，是合作和共赢，而不是单方面的控制或支配，不 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过去十年，……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卓越企业，没有一家仅仅依靠资本取得竞争力优势。人才和知识才是它们制胜的根本，理想和情怀才是 它们动力的源泉。

　　——万科内部信

　　为万科管理层站台的一干人等，甚至搬出了“劳动价值论”。

　　《第一财经日报》前总编辑秦朔近日发文称，“经典私有制存在认知局限”，并把英国哲学家洛克搬了出来。在经济思想史上，洛克曾经论证过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

　　“从作品的意义上，谁对万科付出了更多劳动因此对万科更有感情，他们的话更值得倾听?在洛克那个年代，金融手段还很少，更不要说金融资本主义了，一切‘作品’的所有者都是劳动者。不像今天，通过交易驱动和资本手段，就可以主导‘作品’的命运。”

　　“是的，在同股同权的规则下，王石们通过劳动能购得的股权很少，宝能和华润通过财务投资‘直接占有’的股权很多，前者对万科的‘所有程度’远不及后者，因此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但是，社会应当明白，经典的、money talks的私有制，是存在认知局限的。”

　　然而，作为世界最大房企的万科，核心竞争力在哪？真的是靠管理层的“劳动”，“人才和知识”吗？

　　当我们扒一扒万科的前世今生就会发现，从原始积累到成为世界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万科的发展历程，赤裸裸地就是一场权力与资本的游戏。管理层和资本家，都不是凭借劳动，而是凭借权力和资本，获取了社会财富的所有权，谁也不比谁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权力的故事

　　在万科的创业神话里，和田某君拼命宣称自己不靠男人上位如出一辙，王石经常暗示自己是凭自身才干赚的第一桶金。事实真是如此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实行价格双轨制，在国企中，一些党政干部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利用手中的职权专事倒卖钢材、水泥、化肥、农药等紧销物资，人们称之为“官倒”。

　　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 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

　　王石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倒玉米。

　　早在1983年，全民所有制的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在其下属的贸易部成立饲料科，王石为科长。当时东北的玉米要运到南方，都要从香港转 运，如果直接可以运到深圳，可以赚取不少差价。但是当时运输是需要指标的。于是王石通过关系找到广东海运局让他们开辟北方航线。短短8个月，王石赚了 300多万元。通过这项业务，完成了未来万科的原始资本积累。“这就是我下海挖的第一桶金，干干净净。”王石提起此事颇为自豪。

　　王石当然不会告诉你，他当时的岳父是广东省委副书记。

　　后来拿着这第一桶金，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就是万科的前身。公司为国营性质，王石是法人。

　　说是经营科教仪器，但公司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核心就是换汇倒卖。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这样写道：“在当时的深圳与北京之间，早已形成了这样的一条资源输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断的国家配额和公共利益以各种 形式被贩卖到南方，他们游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促成了某些个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销中心在这种游戏中扮演的是终端洗钱的角色，他从北京调来外汇指标， 联系好进货和出货的港商与国内企业，通过货物的进口销售把汇率差价清洗成流通差价。”

　　1985年初，王石卷入到一起4000万美元的调汇案中，成为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案件淡化了。”

　　然而后来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外汇管理，展销中心的业务就严重萎缩了，甚至裁员近20%。这时王石的才干体现在哪儿了呢?

　　——倒国企。

　　1986年，深圳特区国企股份化规定发布，一时无国企响应。王石主动跟母公司提出搞股份化。上市后的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王石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1年1月29日，万科股票正式在深交所上市，代码为000002，由此踏上了万亿市值的征程。

　　根据王石的演讲，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1300万净资产，40%归个人，60%归政府，只不过他放弃了自己个人拥有的股权。

　　这历史性的一刻，王石为什么要高风亮节，导致后来创始人股份占比过低，被资本野蛮入侵呢?

　　万科内部信中说，“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创始人团队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股权，是为了避免公司成为少数创始成员乾纲独断的僵化组织。”

　　然而，还是王石一语道破天机，“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

　　其实，王石已经隐晦地点到了真实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王石不傻，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追求名利双收的都已经死了。主动放弃 “属于自己”的股份，是以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为前提的。而且随着扩股增资，国资会“一步步稀释”。果然，2000年，深特发持股已经降至8.11%。

　　股改的理由是国企体制僵化，然而正是因为是国家资产，才有可能无偿占有(要是私人的会跟你拼命)。中国证券市场发育之初，是有明确历史使命的，那就是为国企改革服务。无论是深圳的老五家还是上海的老八家，无一例外都是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才有资格发行上市。

　　可以说，如果没有国企的特权，万科根本无法如此迅速地实现资本积累。

　　在上市仅仅五个月后，万科就通过配售和定向发行新股，筹集资金1.27亿元，利用这笔资金挤进上海地产市场，拉开万科全国扩张的序幕。此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都让万科站在了风口上，想不起飞都难。

资本的故事

　　在中国，衡量一个地产企业竞争能力的主要指标是两个能力，一是拿地能力，二是融资能力。

　　如今，万科管理层抱怨“资本”，仅凭它是“资本”，就取得了企业的所有权。然而万科的管理层没有说出，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地位，万科的快速成长史，靠的正是资本的力量。

　　1993年，万科被批准在香港发行B股，正是凭借此次所募集的4亿多港元，万科在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1993年—1997年这段时间里，保持了稳健的成长。

　　也正是在此次上市前，王石算了一笔账，把1984年到1994年贸易盈亏相加，得出的数字居然是负数!管理才干与知识体现到哪儿了呢?

　　作为行业龙头的万科，近几年走出了一条令同行惊艳不已的快速滚动式规模发展道路，从2004年的年销售不足百亿元，到2010年销售额突破一千亿元，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万科做大真正的秘密武器，与其说靠管理才能，不如说是资本运作能力。

　　2001年到2007年第三季度，万科一共增发两次，募集资金141亿元，加上可转债转股约38亿元，股本扩张累计约179亿元，占净资产增加额的77%;而同期公司盈利累积约57亿元，仅占净资产增加额的24%。

　　万科的扩张，不仅娴熟地运用国家资本，还有国际资本。

　　2000年，万科瞄准了香港华润集团，华润成为了第一大股东。2004年，又和德国房地产融资服务龙头HI银行合作，进行股权融资。万科之所以 不直接从外国银行进行商业贷款，是因为有违外汇管制相关规定。以外国直接投资为名，行商业贷款之实，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制度对引入外资的限制。

　　万科的另一大佬——总裁郁亮曾说“每一次成功的资本运作，紧随其后的是万科更快的成长和突破。”

　　财务出身的郁亮，能爬上总裁的宝座，也跟其资本运作能力有很大关系。

　　其实，整部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史，就是生息资本的发展史。权力、资本、房地产三位一体，也构成了中国经济21世纪以来最强有力的引擎。

　　也正是靠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才实现了个人财富的飞跃。

　　王石宣称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资本权的争取，“只有”60多万股的万科股份，安心当个“中产阶级”。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纷纷推出了针对管理层的激励方案。根据当时万科的方案，王石可以从二级市场购得万科10%的股票，按照当时市值5000万。

　　如果不是靠资本所有权，而要靠什么管理和劳动，从2011年开始就当甩手掌柜的王石，如何能逍遥自在地游山玩水谈恋爱呢?

　　股份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这些创始人，已经拿到了很多。

　　最近，宝能在罢免王石的议案中就直指，“王石个人在2011年至2014年间，前往美国、英国留学，长期脱离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依然从万科获得现金报酬5000多万元。”

　　而普通员工呢?1991年的《体改信息》刊文称，深圳股改后，调查了5家股份制公司，股份制运作后的一年与上一年相比，实现利润平均增长215%，净资产平均增长87%，而职工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63%。

　　股份公司的发展，本来就有利于寄生，“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资本论》第3卷)。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秦朔所言，“一切‘作品’的所有者都是劳动者。不像今天，通过交易驱动和资本手段，就可以主导‘作品’的命运。”是不是感到很讽刺呢?

　　不靠资本和权力，万科的职业经理人们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呢？

　　2013年底万科总裁郁亮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买地的钱哪来的?集资，投资者给我们钱或我们借钱。设计谁做?请别人做。施工请别人施工， 卖房子请别人卖，物业也是请别人管理。那么我们创造了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而我们的行业又这么好，会不会有人想着要取代我们?”

　　其实，王石的愤怒与郁亮的心虚正源于职业经理人具有的双重身份。

　　一方面，比起纯粹“寄生性”的货币资本家，他们还是执行了管理职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是付出了“劳动”，理应获取所有权。以宝能系为代表的货币资本家的不劳而获让他们感到愤恨不公。

　　其实马克思早就点出了资本所有权和生产职能的分离，资本家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

　　“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 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表现为对他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

　　但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企业的经理们远远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巨额报酬，绝大多数都来源于对剥削收益的共享。本来，经理的薪金应该只是熟练劳动的薪金，至于监工之类的监督职能，以及和其他资本家勾心斗角的技能，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来就是没有必要的。

劳资的故事

　　2014年，《万科周刊》曾经效仿《共产党宣言》，宣传它针对管理层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并称“马先生委托周公，口述《事业合伙人宣言》一篇”：

　　“至今一切经济单位的历史都是资方与劳方斗争的历史。”

　　“员工在公司最早期是不折不扣的创业者;在公司发展壮大后，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主要基础;最后，从2014年4月23日创始大会开始，它在公司里完全确立了主人翁的地位。166年前《宣言》对于资方和劳方前景的悲观展望，并没有出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恐怖预言，已经被某不务正业的运动员股份有限公司证伪。”

　　然而仅仅在一两年后，作为总资产达6000亿之巨的世界最大房企，就被仅仅拿出两三百亿的宝能系上演了蛇吞象。所谓的“事业合伙人”(即万科管理层)节节败退，甚至面临高管被一窝端的困境。

　　这不是劳资之间的斗争，而更类似于资本之间的竞争。

　　万科的管理层，想讲述一个“劳资和谐”变成“劳资斗争”的故事，然而事实是，这只是一个小资本被大资本剥夺的故事。

　　万科口中的这位“马先生”就说过：

　　“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当某人的前岳父逝世，靠山华润的一把手易主，万科的创始人及其管理团队，丧失了“赵家人”的庇护，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占有改革红利和融资便利，也就丧失了竞争优势。

　　宝能吞并万科的资金，大部分不是来自于自己的积累，而是撬动了万能险等社会资金，用别人的钱来成就自己的豪赌。而万科何尝不是靠一整套信用制度吮吸劳动者的血汗呢?

 

　　【引言】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将学生评教作为教师考核和教学保障的的重要机制，但从实践效果看，它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教学一线的教师大多深切感知，目前的评教体系恰恰成为了制约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毒瘤。事实上，正是受统一化和形式化评教体系的激励，游刃有余社会各界的演说性教师逐渐排斥了那种大言似讷的思想者。就经济学科而言，各院校在人才引进和考核时越来越注重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传授者，最好是采用英语原版教材的授课者。为此，这里以经济学科为例对当前的评教体系作一审视：中国大学讲堂上的原版经济学教材“文抄公”值得如此推崇吗？

　

　　一、经济学子更偏好哪类教师

 

　　由于知识价值显现的滞后且不确定，青年学子往往无法判断一门学科或课程的价值，而只是借助某种社会锚定值而产生模糊认知，而这种锚定值又主要来自院校的舆论导向和制度激励。结果，那些受学院领导大力宣传的课程和老师，往往就会受到学子们的亲睐。譬如，如果学院制度激励主流刊物文章的发表，学生们就偏好主流经济学课程和工具性课程;如果学院积极鼓吹海外交换和求学，学生们就偏好英文原版教材课程;如果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就业指标，学生们也就会选择实务型课程。正是在市场导向下，经济学子往往亲睐那些巧舌如簧的名人、社会关系丰沛的教授以及学术资源充足的博导，从而就会偏好这样几类教师及其所授课程。

 

　　1.现代主流经济学说的讲授者

　　主要原因有这样几个。(1)当今中国社会存在流行误解：一国的经济实力发展状况与其学术的进步程度有关。显然，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经济上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因而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形成了“言必称美国”的学术取向，并极力模仿美国流行的学说和规范。(2)当前中国社会还盛行着崇洋心态：对中国经济学人采取犬儒主义的蔑视态度，对海外经济学人则采取深不可测的昂视态度。相应地，海归经济学人凭借独有的信息资源而成为学术的掮客或买办，不仅掌控了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而且主导了“与国际接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规范。(3)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有助于进入“主流”经济学圈子，熟悉现代经济学论文的制作套路，从而有助于文章的发表和课题的申报。但正如林毅夫强调的，即使这些中国学子从美国取回的是“真经”，也不见得适用;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模型中所探讨的因果关系只在一定限制条件才成立，而这些经济学人却很少关注西方学术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的适应性。

 

　　2.计量工具等技能课程的讲授者

 

　　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经济学论文具有明显的八股之风，通过对一些技能、工具、方法和范式的训练和模仿，就可以一些“模具”或“母文”为基础，只要改变一些参数或数据就而炮制出在一些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事实上，当前经济学教学中有一个流行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问题是：(1)这种“渔”并没有针对不同学科专业和研究对象而有所不同，而是共同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上宣扬的一套常规范式和数理工具;(2)这些常规范式和计量工具的讲授者也没有长期研究中的真切体认，而大多是一些刚毕业没几年的青年博士。结果，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根本就没有研究生教育，而只有研究生班课程;经济学研究也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而呈现出明显的方法导向。其实，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现为对本体的不断接近，从而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好的指导导师应该将自己长期研究所积累的心得以及此方面的研究进展告知学生，引导学生作进一步的学术推进，而目前的状况却造就了现代经济学论文的低水平重复。

 

　　3.英文原版经济教材的讲授者

 

　　一些刚博士毕业的海归经济学人往往还没有展开真正的学术研究，但只要他们能够把从国外课堂上记录下来的知识讲清楚，往往就会受到经济学子的亲睐；特别是，如果他们还是用原版教材进行授课，就会受到更为热烈的吹捧。究其原因，(1)在功利盛行的当前社会中，学生们来课堂上听的是新鲜的趣闻而非切实的思考，因而时不时地讲一些海外经历或者引用一些英文术语往往都会引得学生的“敬佩”；(2)熟悉英文“话语”还可以和美国的教育制度搭上线，从而有助于将来留学深造，至少也可以作为吹嘘的资本和自我精神的满足；(3)这些课程也有助于提升英文语言写作能力和熟悉英文刊物规范，有助于文章海外发表和职称破格晋升。更何况，这些经济学人还擅长“狐假虎威”：在中国社会以国际接轨来糊弄大众，在国际上则以中国学界权威来糊弄老外。因此，在国外一般性大学都难找到象样教职的海归经济学人，回国后马上就成了教授、博导乃至院长，这些头衔又赋予他们巨大权威来“诱使”青年学子的跟随。

 

　　4.讲授实务课程的官商型教师

 

　　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社会往往庸俗化了“致用之学”之含义，认为只有“解决”具体问题的研究才有价值，乃至将经济学专业当做实务性和操作性的。有位MBA出身的海归经济院长就宣称：我从来不知道硕士研究生还有从事理论的。在他的主政下，原本的经济学院就完全蜕变成商学院，以致根本就不再有学人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受此思维，中国经济学人热衷应用对策研究，通过改装国外的流行模型和理论而应用于中国实践，乃至计量实证大行其道，思辨性和基础性理论研究则无人问津。相应地，(1)在经济学界就促生了普遍的好动不好静之倾向，游刃有余官商学各界的闻人受到普遍推崇，而沉浸于书本的学者则被视为无用的表现;(2)“社会成功人士”被经济院校大量聘为教授、院长，他们开办各种讲座来引导学生乃至老师的学术和行为;(3)众多经济院校都强调科研经费，以市场上的金钱回报来评估教师的学术价值，甚至作为晋升的依据。而且，这些官学商通吃的人物在各领域都大受欢迎，一些“中国教授富豪排行榜”甚至成为经济学子们考研的报考依据。

 

　　二、学生评教中的明显悖论

 

　　森曾强调，公众的喝彩并非评价一项智力事业是否成功的正确方法，而那些快速赢得掌声的往往并不总是有创造性的贡献。学生的打分评教也是如此：它往往受学生个人利益和短期效果的影响，而鲜能从社会价值和长远视角作全面考虑。有个实验问：你更喜欢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还是凯瑟琳.罗琳的《哈利波特》?哪个更伟大?受试者往往对前者答《哈利波特》，对后者答《哈姆雷特》。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正反映出，不同事物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将一个事物的评价标准推广到另一事物。在教学评估上也是如此：如果问哪门课教学最有条理，所授内容最清晰，答案很可能是讲授教材中公共知识的基础性课程;相反，如果问哪门课教学最有启发，所授内容最广泛，答案很可能就是讲授教材外个人知识的思想性课程。

 

　　不幸的是，目前的教学评价体系恰恰偏重前者，它凸显了学生的片面见识和教学的短视效果;受此影响，由学生的反馈来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工具性和技能性课程往往就会得到过高评价，而思想性课程则会被低估，从而严重误导和扭曲思想的拓展和学术的发展。相应地，那些集中于教材内容讲解的课程往往会获得较高评价，而那些对教材内容进行反思的课程则评价较低。例如，张五常1966年在加州被选为最佳教授，但1991年在香港却被选为最劣教授，与此同时又被众人称为港大最受欢迎的教授。笔者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也深有感触。笔者以学术为志业，长期沉醉于各种思想和理论的比较和梳理之中，并努力从中获得个人的认识;同时，作为一个学者，当然也喜欢给学生上课，希望能够将自己长期以来的所思、所悟、所学告诉学生，与学生讨论和交流。然而，尽管笔者如此地希望与学生分享自己的认知，如此旁征博引地教授学生多方面的知识，如此倾力地开拓学生多元化的思维，但学生所给的评分往往都不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对此事也琢磨再三，最后的原因分析是：笔者在长期的学问追思中积累了大量的个人知识，个人知识也是思想性课程的基本特色；同时，经济学院开设的相关思想性的课程又非常少，学生们的相关知识和理论相对匮乏。因此，笔者就每每要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向学生讲授尽可能多的知识，不仅本课程内容，也包括理论所潜含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问题，包括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和问题导向，包括经济学其他流派以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观点;要完成这些庞杂的授课内容，也就不得不加快语速，更不容对同一内容作重复强调。结果，当学生们无法在课堂上的有限时间内接受所有这些知识，反而就会将之归咎为课程教授比较混沌，从而期末时给予的评分就比较低。一个明显的印证事实是，随着笔者对所教内容的认知越深，努力教给学生的知识越广，学生没有掌握的东西也就越多，相应地，学生给予的评分也就越低。问题是，苏格拉底早就说过，无知是开启智慧之源。显然，如果学生感觉到不懂的东西越多，这正反映出他已经获得的知识越多，但学生们短期内却认识不到这一点。

 

　　张五常在剖析自己荣登劣座的原因时，也指出这样几点：(1)从不备课——自己天天为之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2)从不用讲义——到讲课时思想往往有了新的灵感，而写下来的讲义则往往会墨守成规；(3)读物指定之后，从来不依书而教——书中可以读到的并不需要他来说什么；(4)教与学的重点是思想的启发，学生要跟着教师的思路去想——一百个学生中将来会成为经济学家的可能没有一个，所以重点不是教经济学，而是利用经济学的推理去使学生懂得思考的方法；(5)很少用黑板写些什么，只是坐着谈，在一个题目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学生迟到、早退或缺课则“贵客自理”。但是，学生填表的评价标准却是：讲义要清楚，大纲要固定，什么要读、什么可以不读要说得明明白白，考试的题目会如何如何，问题要如此这般地作答等等。最后，张五常强调：我的教学方法是不会改变的——要改变的是学生的学习态度，但愿今后要进我门来的学生，有我们老一辈昔日做大学生时的学习态度。

 

　　三、评教体系的统一化弊端

 

　　一般来说，不同课程无论在教授内容还是教学方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有的注重基本知识传授，有的注重多元思维开拓。因此，对不同课程的授课要求也应该不同，从而也就不应该采用统一的评价标准。然而，基于考核的方便，院校领导们却乐于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并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备课是否充分、教态是否大方、内容是否清晰、重点是否突出、是否注重反映学科发展的新动态和新成果、案例讲解与理论阐述结合是否恰当、能否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授课是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等等。但试问，那些注重逻辑思辨和思想解读的课程，究竟该如何划定重点呢?

 

　　很大程度上，这种评价标准主要适用于那些基础性课程(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以及实务性课程(如财务、会计、金融等)，而这些课程也最受当前中国经济院校重视。究其原因，(1)在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传统智慧的支配下，无论是院校部门还是教师个人都倾向于将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中的原理当做真理来讲解，要求学生完全理解并接受这些教材所给出的内容，并由此理解和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相应地，这些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把这些内容讲解清楚，并通过各种习题来强化学生对这些内容的记忆和理解。(2)这些基础性课程的重要性不仅为学院以各种方式所强调，而且也是各种考试(如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复试、面试)的核心内容，也几乎都给出了所谓的标准答案;相应地，学生也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课程上，从而对这些课程所授内容的理解也更为透彻和清楚。

 

　　但是，将这种标准简单地推广到其他所有课程就会产生问题。例如，对思想性课程而言，教师教学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思辨式批判，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而不是清楚地告诉学生一个普遍的正确答案；而且，一个教师的知识越是渊博，他就越是致力于从不同角度对哪怕是一个非常细小知识或理论加以审视，而从中受教的程度又依赖于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与此同时，当前国内经济院校不仅不理解这些课程的特性，反而有意无意地贬低这些课程的价值；相应地，学生们对这些课程也就不理解，更不重视，那些不为求知而但求文凭的学生甚至经常逃课。进一步地，这些思想性和思辨性课程又具有显著的前后连贯性，一旦缺课后就更难以理解，以致缺课的学生在听课和学习中更加会充满困惑和不解。最后，在当前经济学界，如果学生对课堂上的数学推导不理解，对计量工具不掌握，他会归咎于自己上课不专心，在课外也会积极向老师和其他同学求教；但是，如果对文字性的思想不理解，则往往会将这种困惑归咎于教师的讲解混乱或重点不清。

 

　　实际上，困惑本身是认知深化和思维拓展的一个重要过程。笔者在课堂上一直强调，经济学的任何理论都是存在缺陷的，并尽可能引入经济学各流派和社会科学个分支的知识和思维来开拓学生的思维，致力于对学生批判思维的引导和训练;同时，由于课堂上引入了大量的教材外知识、理论和思维，笔者也不会要求学生都能够记住和明白它们，而只是希望学生今后遇到相关问题时能够有所回忆和启发就行了。事实上，社会科学中任何理论都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普遍，真正的理解都依赖于自己的反思能力，而这种反思能力依赖于长期积累的个人知识，教师课堂上的教学主要是引导寻找知识的方向，而不是提供一个“绝对”的真理知识。就经济学来说，哪怕是一个非常次要的理论和细小的知识点，在有限时间的课堂上学生也是不可能完全搞明白的，而需要课堂外的相对交流和争论。例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为何会形成目前这种理性思维？政治经济学一词为何会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和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为何存在悖论？等等。然而，学生们却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

 

　　因此，尽管学生们有时会给予某些课程或教师的较高评价，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有相应的价值，也不意味着学生们今后也如此认识。一方面，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教师的课堂教学主要在于引导理解以及寻找知识的方向，而不是提供一个让学生牢记的“绝对”真理知识;另一方面，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非常次要的理论和细小的知识点，都难以在课堂的有限时间内让学生完全搞明白，而是需要课堂外更充足时间的思考、交流和争论。譬如，现代经济学由效用进而需求来理解市场价格，那么，谁能告诉我一瓶矿泉水的效用究竟多大呢？同时，恒大冰泉的价格是农夫山泉的好几倍，那么，效用为何有如此差距呢？显然，通过思想性课程的引导，青年学子们的认知将会获得显著增进。但是，由于依然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搞明白，不知所以的学生往往就会归咎于老师的课程。尤其是，受实用主义影响，很多学生来大学求学、来课堂上课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求知，而是为了日后的谋生或职业;相应地，他们只是将学业和成绩当做敲门砖，倾向于根据社会舆论和偏好选择专业和课程。为此，他们往往但求易读之书籍，热选易学之课程，目的只是容易通过考试而取得文凭，从而对需要花费更大精力的思想性课程评价就低。

 

　　四、结语

 

　　当前中国大学中盛行的评教体系必须加以审视和改进。鉴于学术的真实价值和社会认知之间往往存在差距或者时滞，不同课程的授课目的和特色要求也存在差异，一个大学就应该鼓励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应该允许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发挥自身特色。譬如，有的教师注重条理清楚，有的注重广博知识;有的热衷讲解基本教材内容，有的则智力提高批判思维能力。正是偏重于统一的衡量标准，就严重妨碍了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扼杀困惑性头脑的探索，最终窒息真正的大学精神。当然，这并不是说，教师的教学可以是随意的，完全没有评价标准，但确实目前的评价标准必须放宽。譬如，对一个教师的评分超过一定的分数如75分就可以，在这个限度内可以让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或个人特色自由发挥。但是，目前一些大学非要根据统一标准搞出一个相对排名，甚至实行所谓的尾部淘汰。譬如，在岭南学院，即使老师获得了90分以上，他的排名在倒数10%内。但试问：难道非要所有老师就条理性和清楚度等进行竞争，乃至最终所有教师都获得100分吗？再说，如果每个教师都获得100分，这种教学不就完全变成机械化了吗？不成为单向度的授课了吗?试想，其中还有真正的特色化或创新性教学吗？

 

　　其实，大学的最大价值不是教给学生某种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不是要手把手地传授甚至要学生完全记住某些具体的理论，而是培养学生自立、自修、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同时，大学教育要尽可能拓展学生的视野，要让那些最好的学生有东西可学，并引导那些后进生花费更大努力去跟上进程。显然，如果都用体现基础性和技能性课程要求的标准来统一衡量不同课程和不同教师的教学，那么，这还是真正的大学教育吗？大学里还会有真正的学者吗？这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开发和理论的发展吗？事实上，学生给笔者的总体评分往往较低，但写评语时往往又是高度赞赏的，通常都会说：老师的知识面非常渊博，课程非常有启发性，等等。也曾有毕业好几年的学生遇到我说，大学四年上课所接触的东西还不如老师您一门课的内容多。显然，正是在统一的评教体系下，贩卖知识的“经院”教师而非引导思考的学者充斥大学讲堂，他们热衷于重复主流教材上的教条性原理，并满足于让最笨的学生只要花费最低努力就可以搞懂的基础知识，乃至将大学教育局限在记忆式的教学层次上。其实，欧美大学对学生评教结果的使用是非常慎重的，而国内大学却往往将之形式化和简单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