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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热点

创建时间: 2016年6月12日

近日，国务院原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耿飚长女耿莹来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校，围绕“革命理想高于天”主题为参会党员讲了一堂党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报道称：耿莹的报告始终贯穿担当与责任，“希望参会的同志，要对我们的党和国家充满信心，要努力做好自己所承担的工作，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政 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出身名门的耿莹目前已年过七旬，她走过的人生之路有很多传奇：追随父亲出生入死，在马背上度过幼年；中年之 后自学医术，还拜师学画成著名画家；年近五旬只身来到美国，从小摊起家，不到三年就拥有了六亩土地和54棵果树，还自己买了房子；年过花甲再度创业，创建 了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初时资金筹集艰难，当了好几年“丐帮帮主”。

近年来，耿莹时常接受媒体采访，多次表示：“父亲的光环终是父亲的，我要靠自己努力”。

谈习近平

“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下那些歪的、邪的念头”

习近平1979年自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毕业后，曾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当时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耿莹和妹妹耿焱曾撰文回忆，当时耿飚有3个秘书，习近平最年轻，耿飚觉得习近平是一个非常踏实的小伙子。

习 近平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还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飚的妻子赵兰香老人，“当时他说那3年秘书工作对他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在中央政治局他分管港澳台工 作，当年我父亲曾负责港澳台工作，近平做秘书时看了很多的资料，还随我父亲接见港澳台的人物。近平说，那时候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非常重要，接手工作的时候就 不会觉得陌生。”

耿莹接受采访时回忆，2000年耿飚逝世，习近平当时担任福建省省长，“他就像家里人一样，跟我们一起捡骨灰。从捡骨灰到遗体的安葬，一路都陪同着”。

“应 该说，跟对我亲生弟弟的感情是一样的”，她这样评价习近平，“首先，他人品正，绝对没有邪的、歪的念头。另外，他睿智、聪明。我们的关系是父一辈、子一辈 的关系，我比他大，是大姐姐。主席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我觉得我这个小弟弟绝对也是绵里藏针，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下那些歪的、邪的念头，而且他疾恶如 仇，性格非常坚韧。从他插队的经验可以看到，他要干一件事情，一定会划一个句号，这个句号也许不一定完美，但一定都是有接口的”。

耿莹表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做事风格雷厉风行，有策略，有政策，“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清楚他的人民要什么，也清楚他的祖国要什么、他的党需要什么”。

谈父亲耿彪

“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父亲这样的这一代人了”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接受采访时耿莹经常谈起父亲耿飚，讲述过三件跟父亲交流的小事。

第 一件是她儿时，有一次战时被丢到了战壕里，“我爸爸早知道，但是爸爸不让警卫员去找，把他喊回来了”，她说，长大后她问父亲，是不是有她没她都没关系？ “老父亲陷入沉思，他告诉我一句话，我铭记至今。他说，孩子，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八路军，我们红军的战士都金贵，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女儿牺牲一个战士，你 理解爸爸吗？”

第二件是她的职业选择。初中毕业她本来可以保送高中，可她想离开家，自己偷着报了地质学校，所以收到了两份入学通知书。耿飚 没有阻挠她的选择，只是鼓励她要有面对困难的心理准备。进入地质学校后，她发现条件之艰苦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爬山涉水是家常便饭，一次执行任务还遇到了 生命危险。

她把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告诉了父亲，希望调动到军医大学。可父亲拒绝了，告诫她不管做什么都应该有头有尾，“爸爸说你看孩子，你 现在自己选了地质，刘少奇主席说这个地质是什么，地质人员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你从这么艰苦的地方，你要到第四军医大，你到医院里去工作，条件肯定要比 这优越的多，你将来入党的时候，你怎么写入党申请书”。

第三件是耿飚晚年生病住院期间找她“走后门”。这是耿飚唯一一次“走后门”求人帮忙，为的是几个小战士。

她 回忆，父亲对她说：“我求你件事，这些战士刚当兵时就来照顾我，虽然这是部队安排他们的任务，但是两年过去了，他们要复员，家里比较困难，你能不能帮他们 找个工作，爸爸拜托你了。”她不理解，“您在领导岗位这么多年，给谁说一声，不能给他们把复员工作安排好了？”父亲说：“孩子，你不知道，我如果要用自己 的权力办事，那事必须是公事。而这是我自己的私事，有困难我要自己解决，爸爸只能求你帮忙，你看爸爸的身体，辜负了这些孩子，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父亲这样的这一代人了，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了。”她说。

谈自己

“姓'耿'不是我能选择的”

“政 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接受采访时耿莹数次强调，“'红二代'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不公平”。她表示，“我们这群人从小就被人家特殊 化，其实我们并不特殊。外界应该更为平等地对待我们，不管是'几代'。如果我做错了，外界要指责我，我没话说，因为我做错了。”

“耿飚姓耿，我自然也姓耿，我身上流淌着耿飚的血液，遗传着父亲的DNA，这不是我能选择的”，耿莹称，“父亲的光环始终是父亲的，父亲的功劳也只属于他，跟我没关系。我的光环必须靠自己努力。”

“政 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耿莹早自学生时代就一直挑战自我。当年父亲拒绝把她从地质学校转到军医大学后，她在地质队工作了10年，直到 文革爆发。文革后，她进入北京制药厂工作，期间自学医学，考取了北京中医学院的研究生。学医时，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国画是她儿时培养的爱好，她又拜师学 画，并学有所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耿莹决定出去闯荡闯荡，只身来到美国。当时她已年近五十，一句英文都不懂，可一到美国，她就拍胸脯放出了 “大话”，“我说你别看我，一个英文字不会，一句英文不懂，三年以后我在美国横着走，他们就说我是北京菜鸟，那就说这北京菜鸟够凶悍的”。她从小摊起家， 自己设计做项链耳环，画国画，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拥有了六亩土地和54棵果树，还自己买了房子。

“我一生做什么事情，我不管是大事情，还是小事情，只要我决心去做，我一定有头有尾把它做完，这是我爸从小就规定我这样”。

耿飚2000年去世后，耿莹决定要为中国文化传承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创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她没料到，虽然基金会符合国家政策，可单是注册这一个环节，她就跑了整整四年。最后她向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求 助，耿莹回忆：“我说贾主席我今天来找你，我是找你的麻烦，你无论如何给我点实际帮助，他说什么叫实际帮助，我说我这4年了，再过4年我就70多了，那怎 么弄啊，我说我就跑不动了，无论如何我希望我没到70之前，我能把这个基金会批下来，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后来他说理解你的心情”。

2007 年创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终于成立，“从文化遗产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谈及基金会的职责时，耿莹说，成立初期，资金筹集是一大 难题，她当了好几年的“丐帮帮主”。虽然资金筹集是难题，可她对善款的捐赠来源却有严格的筛选，曾经有大老板拿着两亿元来找她，但是捐款之余却提出无理的 要求，被她严词回拒，她认为做人做事都要有底线，并且要守得住这个底线。

谈反腐

“当官就一定不能看利忘义，要权就不能要钱”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耿莹接受采访时曾多次提到“耿飚之问”和反腐。

上世纪90年代初，耿飚重返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北某县考察，一天晚饭后，突然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

耿 飚给当地干部讲了讲了一个故事，战争年代，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里决定枪毙他，老百姓来了一大群人，跪下为这个战士求情，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 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讲完故事，耿飚向当地干部提了一个问题：“现在你们犯了错误，有没有老乡给你们求情？”

耿莹回忆，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说是，“所以我们现在的干部，你们做什么呢？”

“你必须做出选择，要钱就去奉公守法的挣钱，当官就一定不能看利忘义，要权就不能要钱”，耿莹称，“像山西的煤矿，世界有名，这些都是金子都是钱。有些官员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纷纷落马成为金钱的奴隶。造成这些的原因根本还在教育上，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上”。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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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 2016年6月11日

西报：IMF报告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

　　本哈明·丹格 魏文编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上周发表一份报告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这份题为“新自由主义：超卖?”(夸大了新自由主义的“功绩”)的 报告是这种意识形态死亡一个有希望的信号。在40年的时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落后了。关于这份报告，诺奥米·克莱因调侃说：“那么，按照它的意识形 态创造的亿万富翁将会归还钱，不是这样吗?”报告的许多发现让这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本身震惊，引起反响，它的批评者和受害者从几十年就一直在说此 事。

　　IMF的报告说，新自由主义“没有推动增长”，它支持的紧缩政策造成减少限制资本流动的调控，事实上“增加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本身“可能削 弱增长……”。因此报告指出，“政治的负责人应当对重新分配(财富)，比现在更加开放”。但是，报告忽略提及历史的某些明显的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IMF的报告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但是它对世界居民的1%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这从来就是该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目标。正如今年初牛津饥荒救济 委员会(乐施会)指出的，世界上1%最富的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其他居民财富的总和(调查记者达文·帕雷在他《资本主义反对毒品的战争》一书中证实，反 对毒品的战争远没有失败，对于华盛顿和跨国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选择智利作为研究新自由主义的事例，但是一次也没有提到在那里皮诺切特独裁政府期间在美国的支持下实施该组织的经济观点，这是研究人员一个重大的疏忽，这不是偶然的。人所共知，在整个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历来就出自同一只手。

　　1997年阿根廷勇敢的记者罗多尔夫·瓦尔什在给阿根廷军事委员会的公开信中揭露这个政权进行镇压，是一个组织暗杀和让3万多人失踪的军事独裁政权。

　　关于拷打和暗杀的情况，瓦尔什写道，“但是这些震撼文明世界觉悟的事件还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大痛苦，也不是你们犯下的对人权最严重的罪 行”。而是在这个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人们看到的不仅说明犯罪，而且非常残暴地惩罚数百万人：“有计划的贫困”……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花几个小时转一圈就会证 实这项政策迅速地将这座城市变成一个1000万人的“贫民窟”。

　　正如诺奥米·克莱因在他的《休克主义》一书所证实的，造成“有计划的贫困”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数十年间推动的议程的组成部分。

　　在瓦尔什通过邮局将公开信寄给军事委员会一天以后，他被阿根廷军政府逮捕，然后被杀害和焚尸，他的遗体被扔到一条河里，这就是说，他是新自由主 义推行的政策造成的数百万受害者之一。(作者本哈明·丹格曾在拉丁美洲做过记者工作，在十多年里报道大陆的社会运动和政治，现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攻读拉丁 美洲史博士学位，是“拉丁美洲政治和活动”网页的负责人)

　　(魏文摘译自2016年6月4日西班牙《起义报》)

　　南方台：IMF指责全球新自由主义实属少见

　　阿尔弗雷多·哈里费 魏文编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的几名负责人(副部长霍纳坦·奥斯特里、处长普拉卡什·罗加尼和经济学家达维德·弗塞里)最近得出结论说，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政策加剧了不平等，而不是推动增长，这使持久的扩张处于危险之中，虽然这个结论来得很晚，却实属少见。

　　他们从来不引用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论》一书，该书可能在短期内标志着在引起幻觉的万花筒中颇受质疑的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方向。

　　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人《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两者均由黑石集团控制)肢解皮凯蒂的理论，认为皮凯蒂明智的理论正在受到股票交易所投资者 的宠爱，反对日益增加的金融不平等，而此时股东们正在酝酿反对向德意志银行、高盛投资公司、花旗银行和英国石油公司的高管支付过高的费用的反叛。

　　如今在北大西洋两岸投票的公民们正在起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那如同是“中世纪真正的神学”，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由撒切尔(英国前首相)和里根(美国前总统)实施，那是不祥的经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持不谨慎的态度。

　　加拿大的贾斯廷·特鲁多、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和美国的伯尼·桑德斯、唐纳德·特朗普在讲英语的地区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那里华尔街和它的银行家们已经消灭了从前的中产阶级。

　　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在北大西洋—美国和英国—的行动模式是强制赶走左派，让它的拉丁美洲下属屈服于衰老的皮诺切特式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模式。

　　在七国集团和追随它的拉丁美洲国家产生了一种“金融/经济水力压裂法”，墨西哥政府和现在的阿根廷政府、巴西政府用尽心思执行臭名昭著新自由主 义政策，造成国家的机能失调。巴西中央银行行长伊兰·戈德法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前职员，被有争议的巴西财政部长恩里克·梅雷列斯任命为行 长，恩里克是华尔街的一个工具，他们通过新的媒体—司法—金融三位一体的办法在整体上加速国家的解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名主要的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圭皋，特别在拉丁美洲实施，造成了不平等和财政紧缩：新自由主义政策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结果。

　　这些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令人不安：不平等的增加破坏了经济的增长。这让人记起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密尔顿·弗里德曼1982年说过的话，他将智利皮 诺切特独裁政权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称为“经济的奇迹”。墨西哥的电视杂志《特莱维萨》也迷惑地说智利是“要遵循的模式”，也许是因为这有利于金融犹太复国主 义。

　　全球新自由主义神秘的傲慢(18世纪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和古怪的神喻由两个主要的轴心支撑：一是通过解除调控和对外国的竞争者开放国内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竞争性日益增加，二是通过私有化和限制政府的能力以积累债务和释放财政赤字，缩小国家的作用。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曾经被吹嘘为现在遵循的模式，结果是主权的失败，最近它的竞争指数在六个方面都下降了，还不算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在超级腐败的维达加拉伊不幸的时期比索贬值达到60%。

　　在智利因铜价下跌(主要向中国出口)备受打击，在全球经济中智利的排位已经下降到第45位，几乎与香港(第46位)和哈萨克斯坦(第44位)相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几位经济学家的一个严重错误是唯一强调智利和它失败的皮诺切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将该组织其他188个成员国和联合国的192个国家抛在一边。

　　作为结果要强调的是，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并不总是合适的，它取决于国家是否达到金融和机构发展的某个门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也在改变，要求各国更多地接受控制，以便在资本自由流动不适合最后目标的时候，应对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来自不平等明显的经济损失提醒政策的制定者们，应当对重新分配现有的东西更加开放，在某些情况下对不受欢迎的分配后果必须通过税收和政府的支出进行补救，以便重新分配收入。

　　不要掩盖不平等的加剧，它是由金融的开放和紧缩引起的，当存在的不平等非常明显地大幅度降低增长水平和持久性的时候，正是因为金融开放和紧缩破坏了增长。

　　当紧缩的政策通过供应渠道对社会的福利造成重大代价的时候，人们看到短期资本(可恶的短期投机资本)在流动，但是这也损害需求，使就业和失业状况恶化。

　　结论是不存在一个适合所有国家的模式，特别是涉及巩固财政和限制债务的时候，有的国家降低了债务的指数，但是没有避免发生危机的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金融破坏的四十一年抛进了垃圾箱，因为这种灾难已经波及到北大西洋的控制者。

　　(魏文摘译自2016年6月6日拉丁美洲南方电视台网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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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 2016年6月11日

　“十年寒窗，今朝提名，宏图大展，光辉一生”，这是我在某高中送考现场看到的条幅。对于很多人，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高考，早已成为生命中的一个节点。

　　七年前的这个时间，我也像很多高考学子一样，紧张、兴奋，为前途担忧，害怕考不上。七年后的今天，当我再回头看那一段路，想起那些壮志豪言，即 使挤过了独木桥，还不是在一个城市流浪。对一个考试寄往了太多，当看到满地撕碎的书籍飘落而下的时候，所谓的释放压力只不过是对高考不满的一个任性的借口 而已。看到这些，反而让我觉得更沉重，不光我们自己，就连这个社会也是这样，我们都太看重生活中某一部分而忘记了全部的生活。每年的高考期间，会有多少感 人的故事发生，比如说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而隐瞒某些亲人不幸的消息，这些故事真的“感人”，感人到都不符合情感逻辑，这其实就是一个制度的失败，在教会知 识之前，最起码应该尊重人性。比起四十年前，高考早就没有了当时的意义。1977年的那个高考，集聚了太多的期望，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 时代拐点。而如今的高考，多么牛逼的条幅，多么霸气的标语，四年的大学生活，出来的时候，又有几个能记住高考时的艰辛和努力?

　　高考制度的弊端，或者说整个教育体制的弊端，经常会被吐槽，但结果呢?从减少加分项目到文理不分科，到全国统考，甚至到中央全会上的决策，高考 制度一直在改革。就像一架奔跑的马车，车窗坏了修车窗，车帘坏了换车帘，小修小补终究还只是一辆马车。一个往中西部调出计划，惹得家长们围堵教育部门，教 育部门也紧急回应不会减少招生计划和录取率。因为工作单位有同事的孩子参加高考，他们也比较关注这个，在我看来，关心高考走向的不光有孩子今年要参加高考 的家长，还要那些孩子在今后一两年内要参加高考的家长。在他们眼里，这一个改革，关心着一代人的未来，从哪届开始，都不是很公平。而高考，我们一直都当成 社会公平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在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它虽不完美，虽然也有弊病，但是相对来说，还算公平。从开始扩招就该想到，今天的局面就是当初盲目扩 招的结果，录取率一旦上去，就很难再降下来。扩建校区、改建办公楼、兴修宿舍，在大学向更多人敞开的今天，整体素质确实有所提升。但是这一系列动作中，恰 恰缺少对于大学素养的投入，缺少对于人文精神的培养，大而全的局面难培养出高端的精尖人才。

　　市场化改革至今，高校一直像个堡垒，冲不破计划经济时代的某些弊端。在管理体制、在学术体制等各方面流露出许多问题。一个教书育人的高校、一个 培养学生的老师，非要挂上副部级、正厅级，这本身也就只是“中国特色”。很多知名的学者、教授往往还要分心行政工作，在学术会议、在学术讨论上，真正有研 究的小讲师往往都要排在最后才能发言，而最先发言的往往都是领导。最近出现的导师、学生之间的一些事故也说明了在高校里学生给导师打工的事实是存在的。我 们一直都在为党、为人民办教育的口号中前行，这本身没有错，也应该是努力地方向。问题在于教育带给学生们的应该是尊重知识、尊重事实，如果过分的强调意识 形态的作用，反而会让人觉得不自信。笔者的一个朋友是搞天体物理的，在考中科院研究生的时候，特别发愁政治入学考试。其实我觉得他这种高深的天体科学应该 不会跟政治发生任何关系，在工作研究中也应该用不到。而在高校里真正受欢迎的老师恰恰不是那些按照教科书来照本宣科教学的老师，其实教育可以更自信一点。 党的建设应该要抓，但是如果点开高校的网站看起来和政府部门一样的时候，那么是否就应该要思考一下高校的意义何在?

　　读了这么多年书，渐渐地发现，这是一个“烧钱”就有学历的年代。给普通人以教育是国家的一项职能，也是人民政府的体现。关键是这样的教育是真正 的给了普通人，而不是为了“钱”。成人夜大、网络教育、专升本、在职硕士······很多渠道给了很多人以读书的机会。这对于那些上学年龄没有条件上学的 人是保证他们受教育权利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却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学历。有的甚至交完钱连考试都不用去，学历证书发放的越多，就越廉 价。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对同一个老师，南都社论说得挺对：相比于拿着工资来上学的学生，自己掏钱上学的学生，本身就是输家。当金钱在学历、选干、评优、入 党等方面有影响力的时候，很难保证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一心为公，具有家国情怀，心系百姓。

　　高考若能宏图大展，就真能光辉一生吗?虽然为了激励考生，这样的标语可以理解。但是大学的残酷事实却是，很多人读出来的境遇并不一定比没读大学 的好，甚至是更差。从绷紧的高考弦到宽松的生活学习环境，挤过了独木桥并不一定代表着你挤进了社会。尤其是对于农家子弟来说，他们要付出的艰辛更多，他们 家庭背负的也更沉重。虽然我们不这样说，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这是一个拼钱拼爹的时代。身边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不同的生活境遇不同的眼界，毕业后面对的也是 不同的人生，没有所谓的平等起点可言。真正的光辉一生，除了高考时大展宏图以外，还需要保持住高考期间的努力，需要不断的拓宽眼界，去结识更多的书、更多 的人、更好的世界。

　　有时候，我会想高考到底影响了多少人?它真就那么重要吗?而我们也陷入了这样的怪圈，一边是不断的批判吐槽，一边是疯狂地追求。有的老师甚至会 告诉学生高考的穿衣经，什么红色开门红，绿色一路绿灯，灰色走向辉煌;父母要穿旗袍旗开得胜，要穿马褂马到成功，考前要亲吻试卷稳过等等。对于高考，知道 它不好，却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替代它。而社会也是这样，一面批判它的种种弊端，一面又在大肆的宣扬高考状元，考研学霸。而我们的高考是怎么拼出来的呢?层 层叠叠的试卷，换了又换的镜片，日复一日的成绩······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一路上我们背着无比沉重的负担。

　　考场外，又是父母整夜未眠，考场门前望眼欲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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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 2016年6月09日

　　作者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 万维钢

　　德雷谢维奇曾在耶鲁大学教过十年书，现在是一名职业作家，他在书中披露了不少耶鲁大学的内幕。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在美国名校读本科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你认为，相对于中国学生苦逼的应试教育，美国名校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培养出的学生更优秀，那你就完全错了。

　　现在很多忧国忧民的老派人物已经对中国的大学，包括一流名校，有点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国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不但学术创新能力不行，就连社会责任 感也不行，用钱理群的话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礼失求诸野，美国大学又如何呢?常青藤名校学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 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在美国名校读本科——而不是一般中国留学生读的、以搞科研发论文为目标的研究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像这样的问题光问哈佛女孩刘亦婷不行，最好再找个懂行的本地人问问，比如曾在耶鲁教过十年书的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这个称号并不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听。

　　显然这是一本批评美国名校教育的书，不过这本书并不只是图个吐槽的痛快，它讲述了一点名校的运行机制。此书没提中国，可是我想如果把中美两国名 校教育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作为中国读者，如果你不怎么了解美国教育，读完这本书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的巨大差异;如果你已经有所了 解美国教育，读完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有巨大的相似性。

　　也许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现代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好得像绵羊一样的学生

　　为说话方便，我们虚构两个学生：清华大学的小明和耶鲁大学的Joe。能入选各自国家的顶级名校，两人显然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们相信他们都是未来社会栋梁，甚至有可能成为各自国家的领导人。

　　然而在此时此刻，小明的形象距离领导人还相差很远。他来自中国某个边远地区，身体谈不上健壮，戴个眼镜，社会经验相当有限，也不怎么善于言谈，除了成绩好外，简直一无所长。刻薄的人可能会说小明有点读书读傻了，是高考的受害者。

　　但小明其实是高考的受益者。他是自己家族，甚至可以说是家乡的骄傲。为了得到这位全省状元，清华招生组曾把小明请到北京陪吃陪玩，美其名曰“参观校园”，直到看着他填报了志愿才算放心，简直是球星的待遇。

　　Joe的父亲是某大公司CEO，母亲在家做全职主妇。由于父母都是耶鲁毕业生，Joe上耶鲁不过是遵循了家族传统而已。美国大学录取并不只看分 数，非常讲究综合素质。跟小明相比，Joe可谓多才多艺。他高中时就跟同学搞过乐队，能写能弹能唱，从小就精通游泳、网球和冰球，而且入选校队参加比赛。 Joe的组织能力很强，是高中学生会副主席，而且很有爱心，经常去社区医院帮助残疾人做康复运动。

　　要论解决刁钻古怪的高考数学题，Joe肯定不如小明——但是Joe的学习成绩并不差。Joe从高二开始就选修了几门大学先修课程(叫做“AP”，advanced placement)，还没上大学已经具备微积分和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这都是小明高考范围以外的内容。

　　跟很多名校一样，耶鲁甚至允许Joe高中毕业后先玩一年再入学，一方面休息休息，一方面趁着年轻看看世界。Joe并没有浪费这一年时间。在欧洲游历了半年之后，他在父亲帮助下前往非洲，以志愿者身份在盖茨基金会工作了几个月，任务是帮助赞比亚减少艾滋病毒感染。

　　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荣誉都来自分数。只有过硬的分数才能让他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找份好工作。为此，小明在清华的学习策略跟高中并无区别，那就是一定要门门功课都拿优等。

　　Joe的大学生活就比小明丰富多了。他是多个学生组织的成员，每逢假期就去做志愿者或者去大公司实习，有相当专业的体育运动，而且经常跟老师和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

　　所以中美大学教育的确是非常不同。可是如果你据此认为，相对于小明苦逼的应试教育，Joe正在经历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或者你认为Joe是比小明更优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错了。其实，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人。

　　Joe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课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跟小明刷GPA(平均学分绩点)一 样，Joe刷课外活动的经验值也只不过是完成各种考核指标而已。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Joe，对这些事情并没有真正的热情。比一心只想着考试的小明更苦的 是，Joe还必须顾及自己在师生中的日常形象，他需要知道别人经常谈论的书都说了什么——所以他用只读开头、结尾和书评的方式，假装读过很多本书。至于能 从一本书中真正学到什么，Joe根本没时间在乎。

　　如果说小明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Joe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时候的大学生，的确都很有社会责任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愿意为 了社会活动而牺牲学业。可能因为各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也可能因为大学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大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除了 拿经验值走人，他们并不打算对任何事物做特别深入的了解。清华的学生还有闲情逸致搞个女生节向师妹师姐致意，而耶鲁这种水平的顶尖美国大学中，学生经常忙 得没时间谈恋爱。

　　Joe和小明的内心都非常脆弱。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名校，他们从小就是取悦老师和家长的高手。别人对他们有什么期待，他们就做什么，而且一定能做 好。层层过关的选拔制度，确保这些学生都是习惯性的成功者，他们从未遇到挫折——所以他们特别害怕失败。进入大学，他们的思想经常走极端，做事成功了就认 为自己无比了不起，一旦失败就认为自己简直一无是处。Joe曾经真诚地认为如果考不进耶鲁，他就与一个屠宰场工人无异。

　　面对无数跟自己一样聪明一样勤奋的人，他们的情绪经常波动，充满焦虑。他们选课非常小心谨慎，专门挑自己擅长的选，根本不敢选那些有可能证明自己不行的课程。

　　人们印象中的名校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每个学生都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不同的道路，百花齐放。然而事实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险的氛围下，学生们互 相模仿，生怕跟别人不一样。小明一入学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跟师兄们学会了自己学校的切口和校园BBS上的专用语。什么时候考托福、哪个老师的课不容易拿分、 考研找工作的各种手续、就连办出国打预防针总共会被扎几次，BBS上都有详细的“攻略”。小明对这些进身之道门儿清，遇到与攻略稍有差异的，都要上网仔细 询问，不敢越雷池半步。小明的师兄梁植在清华拿了三个学位而没找到毕业后该去干什么工作的攻略，习惯性地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向评委请教，结果遭到了老校友 高晓松的怒斥(参见《长沙晚报》报道《清华学霸谈迷茫引高晓松怒批》)。

　　高晓松说：“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高晓松大概也会看不起Joe。刚入学时，Joe们被告知耶鲁是个特别讲究多样性的大学，他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种族、身怀多项技能的青年才 俊将来的发展有无限的可能。那么这些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的精英学生，是否会有很多人去研究古生物学，很多人致力于机器人技术，很多人苦学政治一心救 国，很多人毕业后去了乌干达扶贫呢?

　　当然不是。学生们慢慢发现真正值得选择的职业只有两个：金融和咨询。有统计发现，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麦 卡锡等咨询公司，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学生直接去了华尔街工作。对比之下，选择政府和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

　　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职业的共同点是工资很高，写在简历里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可以干。事实上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学了什么，他们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聪明能干。

　　别人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反应。不敢冒险，互相模仿。一群一群的都往同样的方向走。这不就是绵羊吗?

　　优秀的绵羊介绍了美国名校的运行机制。

假贵族和真贵族

　　既然是绵羊，那就好办了。中国学生也许不擅长当超级英雄，当个绵羊还是非常擅长的。你只要使用“虎妈”式的训练法，甭管钢琴还是大提琴，你要什 么经验值我就给你什么经验值，不就行了吗?如果清华大学入学有音乐要求，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小明一定会熟练掌握小提琴。如果说中国教育的特点是分数至上， 现在美国教育不也是讲credentialism(编者注：文凭主义)吗?美国名校难道不应该迅速被华人学生占领吗?

　　没有。近日有报道，美国华裔学生Michael Wang，2230分的SAT成绩(超过99%的考生)，4.67的GPA，全班第二，13门AP课程，而且还“参加了国家的英语演讲和辩论比赛、数学竞 赛、会弹钢琴，在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参加合唱团的合唱”，在2013年申请了7所常青藤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结果被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所 有学校拒绝。

　　这又是什么道理?华人，乃至整个亚裔群体，哪怕是成绩再好，文体项目再多，你要求的我都会，还是经常被常青藤大学挡在门外。很多人认为这是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最近有人联合起来要起诉哈佛大学录取不公平，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叫“哈佛不公平”。

　　但是读过《优秀的绵羊》我们就会明白，这些整天立志“爬藤”的亚裔学生，根本没搞明白藤校是怎么回事儿。

　　稍微具备一点百科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常青藤盟校，最早是一个大学体育赛事联盟。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些大学当初组织起来搞体育赛事，是为了促进美国青年的体育运动，就大错特错了。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

　　19世纪末，随着铁路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中的新贵不断涌现，他们需要一些精英大学来让自己的子弟互相认识和建立联系。这些大学录取要求会希腊语和拉丁文，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内容，这样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外。

　　所以精英大学本来就是精英阶层自己玩的东西，是确保他们保持统治地位的手段。自己花钱赞助名校，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然后到自己公司接管领导职位，这件事外人几乎无法指责。哈佛是个私立大学，本来就没义务跟普通人讲“公平”。

　　当时“有资格上”哈佛的学生进哈佛相当容易，录取根本就不看重学习成绩。事实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10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耶鲁的录取率也高达46%，跟今天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相对于学习成绩，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养成，搞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以人为本。也许那时候的美国名校，才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然而精英们很快意识到这么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会势力不断涌现，一味把人排除在外，对统治阶层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子弟的学业的确不够好。

　　于是在1910年代，一些大学开始率先取消希腊文拉丁文考试，给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机会。然而这样一来，一个立即的结果就是犹太学生比例突然增 加。精英一看，这也不行，赶紧又修改录取标准，增加了推荐信、校友面试、体育和“领导力”等要求。这才有了后来常青藤这个“体育”联盟。

　　类似这样的改革反复拉锯。到1960年代曾经一度只看分数录取，于是当时在校生的平均身高都为此降低了半英寸。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既重视考试成绩，也要求体育等“素质”。

　　而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素质教育的本质就已经不是真正为了培养品格，而是为了确保精英子弟的录取比例。并非所有“素质”都有助于你被名校录 取，你需要的是有贵族气质的、而且必须是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练吉他而应该练大提琴，不应该练武术而应该练击剑;你需要在面试时 表现出良好教养，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荐信;你光参加过学生社团还不够，还必须曾经是某个社团的领袖;你参加社区服务决不能像奥运志愿者那样一副三生有幸的表 情，而应该使用亲切屈尊的姿态。

　　一句话，这些事儿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做到。如果你不是贵族，所有这些素质教育的要求，都是逼着你假装贵族。

　　美国名校通常都有对低收入家庭孩子减免学费的政策，比如哈佛规定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全部免费，18万美元以下则最多只需交家庭年收 入的10%。这是非常慷慨的政策，要知道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18万美元，你已经比94%的美国家庭富有。但哈佛能用上这个减免政策的学生，只有40%—— 大部分哈佛家长的收入超过18万美元。我看到另一个数据，在斯坦福大学，接近一半的学生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前1.5%)，只有15% 的学生家庭年收入不到6万美元(相当于美国后56%，一半以上)——这意味着前者家庭孩子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可能性约为后者的124倍。

　　上大学花多少钱根本不重要，上大学之前花了多少钱，才是真正重要的。有人统计，就连SAT成绩都跟家庭收入正相关。而获得贵族素质的最有效办法 是进私立高中。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大学，其录取新生中的22%，来自美国100所高中，这相当于全国高中总数的0.3%——这100所高中之中， 只有6所不是私立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你什么素质都还没比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不服，再难也要进藤校。那么在众多“假贵族”的冲击下，现在藤校录取是个什么水平的竞争呢?

　　《优秀的绵羊》透露了一点耶鲁大学的真实录取标准。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成就——一般小打小闹的奖项没用，必须是英特尔科学奖这样的全 国性大奖——你肯定能被录取。如果没有，那你就得“全面发展”——对耶鲁来说，这意味着7到8门AP课程和9到10项课外活动——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录 取，还得看推荐信和家庭情况。至于亚裔津津乐道的SAT考试成绩，没有太大意义。

　　我觉得考清华似乎还比这个容易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志于名校的美国高中生其实比中国高考生辛苦得多。

　　但耶鲁还有第三个录取渠道。凡巨额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录取。

　　美国华裔学生Michael Wang，在2013年申请了7 所常青藤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被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拒绝。华人，乃至整个亚裔群体，哪怕是成绩再好，还是经常被常青藤大学挡在门外。常青藤的 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名校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这样说来，美国私立名校从来就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而是为上层阶层服务的机构。名校之所以时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减免学费，优先录取 少数族裔(不包括亚裔)，仅仅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为精英阶层补充新鲜血液，这样系统才能保持稳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为非营利机构 的免税资格。

　　既然是为精英阶层服务，那肯定要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学生培养成真正的未来领袖吧?德雷谢维奇却告诉我们，现在名校其实并不重视学生教育。

　　中国科大有一年新生入学，校方搞了个家长会，校领导居然说，科大在北京录取分数线低，你们北京来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同学!像这样的事根本不可 能在耶鲁发生。学生们明明是靠家庭特权进来的，学校对他们却只有赞美，而且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夸，学生们以为自己能力以外的因素等于零。这导致名校学生对上 不了精英大学的、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国家现实。他们没有真正的自信，但是个个自负。

　　既然都是精英，那必须得好好对待。如果你在普通大学有抄袭行为，或者错过一次期末考试，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而在耶鲁，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截 止日期可以推迟，不来上课不会被扣分，你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据德雷谢维奇在耶鲁亲眼所见，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学业失败，哪怕你抄袭，哪怕你威胁同学的人身 安全，你都不会被开除。

　　一方面，名校学生平时课外活动实在太忙;一方面，教授们指望学生给自己留个好评，现在名校的成绩标准也越来越宽松。1950年，美国公立和私立 大学学生的平均GPA都是2.5;而到了2007年，公立大学的平均GPA是3.01，私立大学则是3.30，特别难进的私立大学?3.43。到底哪国的 大学更“严进宽出”?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但这组GPA贬值的数据也告诉我们，过去的美国大学比现在严格得多。事实上，在两个罗斯福总统上大学的那个年代的这些名校，虽然摆明了就是让贵 族子弟上的，其教学反而比现在要严格得多。老贵族非常讲究无私、荣誉、勇气和坚韧这样的品质。那时候当学校说要培养服务社会精神和领导力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是玩真的。今日新贵充斥的大学，简直是在折射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

　　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什么呢?是声望，更确切地说，是资金。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学排名，并不仅仅是给学生家长看的。大学能获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请到多少银行贷款，都与这个排名息息 相关。为什么在真正的入学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名校还鼓励更多人申请?是为了刷低录取率。录取率是大学排名计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越低越好。为什么大学 把学生视为顾客，不敢严格要求?因为毕业率也是排名标准之一，而且是越高越好。

　　在现代大学里，教授的最重要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学，因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学校声望，还能带来更多科研拨款。在这方面，中美大学并无不 同，讲课好的教授并不受校方重视。但大学最重视的还不是基础科研，而是能直接带来利润的应用科研——德雷谢维奇说，名校在这方面的贪婪和短视程度，连与之 合作的公司都看不过去了。

　　校友捐赠，是名校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哈佛正是凭借几百亿美元的校友捐赠基金成为世界最富大学。我们前面说过，哈佛大部分学生去了华尔街和咨询公司，其实这正是大学希望你从事的工作。

　　我最近看到两条新闻正好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大肆做空获利的对冲基金总裁约翰·保尔森，给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捐4亿美元，为史上最高校友捐款，哈佛直接把学院命名为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另一个更有意思，黑石集团的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向耶鲁大学捐款1.5亿美元，哈佛为此非常后悔，因为此君当初曾经申请了哈佛而没有被录取——所以有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 哈佛应该用大数据的思维更科学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将来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可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学生职业服务办公室对律师、医生、金融和咨询以外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你将来想当个教授或者社会活动家?学校未必以你为荣。大学最希望你好好赚钱，将来给母校捐款。

　　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Michael Wang上不了藤校，而一所中国高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却有多名学生被藤校录取?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来校友捐款的策略——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精英学 生未来有更大的赚钱潜力，对藤校来说，“金砖五国”的高中生比西欧国家的更有吸引力。

　　总而言之，美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和校友捐款，教学根本不在此列。

　　而鉴于中国名牌大学——尽管没有一所是私立的——一直把美国名校当做榜样，甚至还可能把这些事实上的问题当成优点去学习，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大学的未来也是如此。

　　有位清华教授程曜，出于对学校种种不满，竟曾经以绝食抗争(《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0月29日)。德雷谢维奇的愤怒可能还没到这么极端。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号召学生不要去名校。

　　但如果小明和Joe跑来问我，我不知道应该给他们什么建议。也许大学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观价值观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许你应该自己学那些东西，也 许你根本就没必要学。德雷谢维奇说，他有好几个学生最终决定放弃华尔街工作，宁可拿低薪为理想而活，我想小明未必需要这样的建议。

　　但我的确觉得这个世界哪怕分工再细，专业化程度再高，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绵羊来运行。

　　何况绵羊的生活其实并不怎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