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English 作为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仅展现了广阔的地理空间(除以江浙地区为主外，还涉及了北京、山东、陕西、安徽、江西、广东、广西以及四川和贵州的苗裔地区)，更恢弘的描写了活动在这些区域的众多读书人及他们的思想言行(前后写了上百人，其中能纳入儒林的92人，主要活动在江浙地区)。这些人从僧、道、布衣、秀才、监生、贡生、举人直至进士，作者逐一详尽的叙述了他们的生活境况和生存状态，最大程度的立体的为我们描绘了清王朝初期儒林社会的全貌。通过作者对儒林社会全景式的描写，我们看到的是读书人整体的堕落，虽然其中也有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等少数几位能做到淡泊名利保持读书人本色，但绝大部分读书人都堕落成“利欲熏心、蝇营狗苟的伪君子”。我们不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就是用作者所处的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来看，儒生们的行径也是非常不堪的。所以，作为儒林中人的吴敬梓是怀着“怒其不争”的心情极尽描绘他们的丑态，予以无情鞭挞，并通过对全书的核心第三十七回“祭先贤南京修礼”的庄重细致描写，希冀儒生们在祭祀中感怀泰伯的“至德”而能够警醒，回到作者提倡的读书人应当以“文行出处”为准则的道路上来。
读书人整体堕落的原因，吴敬梓认为始作俑者是明朝确立的科举取士制度，在《儒林外史》开篇的楔子中他通过王冕之口指出：“这个法(指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这里讲的是读书人堕落的外因，即国家选拔机制对人的影响。任何国家都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人才的培育、选拔，进而为己所用，这样就会在全社会产生导向作用。明清两朝将“八股取士”作为最重要最正式的人才选拔机制，所以读书人都把“文章举业”作为最正宗的荣身之路，书中马二先生的话就是儒林最好的代言，“······人生在世，除了这事(文章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范进中举就是马二先生这段话最好的注释。范进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得知自己中举后，居然喜极而疯，一是因为“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惊喜来的太晚太不易，更是因为他深知中举之后意味着什么。“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中举前后物质生活如此天壤之别，也就难怪穷困了一辈子的范进母亲会“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倒地死去。通过范进中举这个典型事例，我们就不难理解马二先生的话，不难理解儒林的生存之道，不难理解科举选拔制度对读书人的深刻影响。
明清的科举制度把文章的形式规定为八股文，而且内容必须以朱熹等人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依据。这样首先就从形式和内容上限制了考生的自由发挥，禁锢了思想，应试者只得依据程朱理学人云亦云的“代圣人立言”，使得读书、作文和人的思想分离。在第三十四回“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以及第三十五回庄绍光对卢信侯说：“小弟的愚见，读书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约，总以心得为主。”指的就是这种不与现实相结合不与自身生活体验相结合的死读书。这样死读圣贤书只为做八股文，做八股文只为录取，至于圣贤的道德修养对自己的思想言行丝毫不起作用，甚至认为那都是“呆话”。第三十四回中高翰林评价杜少卿父亲时的言论就是佐证，“······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其次，为了被录取而研读历次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范本(历科程墨)和猜测试题就成了读书人在死读圣贤书之外最重要的习作。马二先生便以编写历科程墨为生，而第四十九回高翰林说的“······‘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这番话更是将八股取士的弊病揭露无遗，精于写这种“揣测”文章的人，必也趋炎附势。结果就是选拔不出真正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才，选出的都是讲着极文雅的圣贤言词做着中饱私囊利己勾当的蠹虫，这些人不是当官之后慢慢腐败堕落，而根本就是带着这个来的。这样的人去当官，主观上为的就是自身的富贵和家族的世代荣华。书中第八回王惠接替南昌太守，到任就询问“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以此为目的，衙门里整天响的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广东高要汤知县，一年就可以搜刮八千两银子，而他的前任则“不下万金”。
通过文章从读书人中选拔真才实学本是好方法，但由于八股文的这些弊端，实际上选拔的多是钻营穿窬之士。他们为了录取，抄袭“程墨”揣测考官，中举取士之后，攀附权贵结党营私，圣贤书先是敲门砖后是装潢面，至于圣贤的品德精神从未真心相信更不会在现实中践行。而且，对于这些选拔出来派往各部和地方充任官员的读书人，朝廷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基本上放任他们贪污腐败，逐渐形成了相互攀比、竞争的局面，一旦东窗事发，又官官相护，结成利益共同体。比如书中第五十回，万里(万青云)为了结交官绅冒充中书，因牵涉到一个案子里，假中书身份暴露，但在江湖人士凤鸣岐的撺掇下，通过众多官员的操作，竟花钱买了一个真中书。官场一旦形成了这样的贪腐联盟，就会对真正有才干的官员进行逆向淘汰。前边提到的杜少卿之父是这样;在四川青枫城屡立战功又施政有方的萧云仙也是这样，他不但没能受重用(只落得个应天府江淮卫的守备)，反而被工部核减追赔了七千两银子，将父亲的产业都搭了进去，故在游广武山阮公祠时，遇景生情，“倒觉得寒冷的紧”，寒冷的不仅是季节更是人心;第四十三回贵州镇远府的汤奏汤镇台又是一例，汤镇台有勇有谋，排兵布阵调动有方，连破苗匪且设计活捉了匪首和冯君瑞，最后却被认定“率意轻进，糜费钱粮，着降三级调用，以为好事贪功者戒”!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僵化的八股取士制度和官场的普遍贪腐，造成了读书人整体堕落的外因。
而在我看来造成读书人整体堕落更为关键的是内因，这就是他们读书的目的，人为什么要读书。人不是生来必须要读书的，如果不读书也能成为一个好人，就可以不读。读书只是人求道的方式之一，因为种种原因它的附加价值比较高，所以成为首选而已。吴敬梓在书中就出色的描写了匡超人的父亲匡太公、牛浦的祖父牛相(牛老爹)、卜崇礼(卜老爹)及鲍文卿等人，他们都不是读书人，照样成为知礼行德的典范。吴敬梓并不是着意去写这些劳动人民，但因为他“生活贫困寄身市廛”，对底层人民有深切的了解，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人物，从而也可以认定这些品德高贵的普通劳动者绝非作者臆造，就像书中出现的读书人一样，“大都实有其人”(鲁迅先生语)。两厢对比，无论是知礼还是德行，绝大部分读书人都没有达到这些普通劳动者的水平，反而堕落到令人不齿的程度。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要读书呢?这是因为读书不单是自己的事，“学而优则仕”，国家需要有人来管理，老百姓需要有人为他们服务，这就需要“仕”。“仕”只有善良淳朴是不够的，还需要全面的知识综合的能力，所以需要读书学习。这才是读书的正道。
树立了正确的读书目标，就不会在考试中徇私舞弊(第二十六回鲍文卿父子在考童生的察院巡场查号所见的种种腐败现象)，不会为录不录取患得患失(中了举高兴得发疯的范进，“进不了学”在贡院哭得昏死过去的周进)。“士不可以不弘毅”，有了坚定的目标，就能在生活中砥砺品行正确对待富贵贫贱，就不会在官场仕途中迷失方向丢掉自我，就不会被金钱美色腐蚀迷惑，就能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应试的文章不是不能做，应付的差事不是不可为，而是要清醒的明白，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取代内心的理想和信仰，不能忘了初心，一切的虚与委蛇都是为了实现“立”而进行的“权”。
经过十年寒窗饱读圣贤书的儒生们本应当是最该明白这个道理的。圣贤的教导首先就是怎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在此基础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因为内外因素，大部分人读书之初就预先设置了为名利而读书的目标，读书成了谋生、荣身的手段，圣贤书中的一切就不会对他真正起作用，记忆背诵都是为了考试，即使张口子曰诗云，作文“花团锦簇”，在他内心也不会引起些许的波澜，知识不能和自己的生命结合，完全沦为工具，用时奉为圭臬，过后弃如敝履。就像我们现在的高中生一样，高考前无所不知，高考后一个月内基本全忘光。“学而优则仕”就变成“考得好则仕”了，“学”是内在的追求，“考”是被动的应答，“优”是得道达仁的程度，“好”是比较的结果，是矬子里拔高个。前者是择优，后者是比烂。这两种人“出仕”，高下优劣立判。况“仕”是为人民服务，与“学而优”有内在的联系，对于“考得好”者则不然，为人民服务如果不是考核标准，恐怕他是不会自愿的。
如果离开了正确的读书目的，就会适得其反，治身不能提高修养，为官不能造福一方，书中描写匡超人考取秀才前后的变化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明。读书不再是提高自身修养的手段，不再是求道达仁的途径，不再关乎天下兴亡黎民疾苦，而成了谋求私利的捷径，读书就发生了异化，从“人弘道”，变成“道弘人”。说话行事看似符合圣贤言辞，实则人已经变成被这些言辞驱使的行尸走肉。吴敬梓在书中大量描写了读书人之间的交往，拜访回访，递帖具名，行礼落座，恭维言谈，看似都是遵守一定的“礼”，但这个“礼”已经僵化成了徒有外在形式的表演，和内心真实的活动丝毫不相干。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仁，如礼何?”没有了对仁道的追求对家国的责任对人民的关爱，有的是对名利的贪婪，对小家荣华富贵的追求，精神世界就变得苍白荒芜，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甚至连这个起码的人生问题都遗忘了。为了平衡精神世界时刻不在的空虚感，疯狂的追逐物欲争名夺利，以此来支撑自己活着的意义，用挥霍财富的方式挥霍生命，否则不知如何度日，表面风流无限实则可悲可怜，一辈子没有活出动物的范畴。人不是不可以追求财富，孔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关键是“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什么样的富贵是不可求的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追求财富要有道，不能利令智昏，成为物质的奴隶。马二先生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读书的邪路，书中确有“黄金屋”，但不是马二先生之流向往的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人类的理想社会，是需要有责任有担当的读书人一代代为之奋斗的目标。
当然读书也不是一定要当官(出仕)，“古之学者为己”，读书为了求道，做一个独善其身的隐士也可以。就像书中楔子里描写的王冕，“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在得知朝廷要征聘他出来做官时，“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去了。另一位被作者着重描写的杜少卿更是如此，巡抚举荐他做官，他装病坚决推辞，并“心里喜欢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他们都是博学通达之士，对官场黑暗有着深刻认识，故而“道不行，乘桴孚于海”，淡泊名利洁身自好，做自己喜欢的事，保持读书人的本色，同样是高境界的人生，也是吴敬梓极力赞赏推崇的。全书结尾第五十五回描写的“琴棋书画”四士，更是点出了“礼失求诸野”的历史事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当官就是为了发财为了成名进而为了家族的荣华富贵，这样的人生目标从根上就错了，这样的人当官后腐败堕落是肯定的，或者说在他树立了这个目标的那刻起就注定了的。可叹的是，这样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录取的，除了上述的制度原因外，还因为他们是最能钻考试弊端的空而为己所用的。他们心中只有名利，其它都是为此服务的，所以无论是读书考试还是为官，为了名利可以不择手段无所顾忌，甚至突破做人的底线。这种人任何时代都有，即使是毛主席领导的最具理想性的革命队伍中也存在，这已经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何况是封建社会，这样的读书人大量充斥于儒林，最终造成了官场内外整个知识阶层的堕落。面对如此境况，呆板僵化的封建礼教毫无解决之力，最终导致了王朝覆灭外敌入侵社会动荡民族危亡。直到现代，在以鲁迅先生和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有担当有智识的志士仁人重新回到儒家文化的本源，从中吸取精华，使之与新时代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发展了儒家思想，并以此指导具体实践，才从根本上提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作为读书人的知识分子要始终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并将此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读书人的本色，不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