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大战:一场劳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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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万科的管理层,想讲述一个“劳资和谐”变成“劳资斗争”的故事,然而事实是,这只是一个小资本被大资本剥夺的故事。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王石要被炒了!

  去年宝能系通过资本运作筹集数百亿资金大举在股市收购万科股票,一跃而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现在又提出罢免王石、郁亮等万科现有高管层的议案,上演了一出新资本与高管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宫斗剧。

  以王石、郁亮为首的万科管理层,在和“宝能系”抢夺公司控制权之际,高举“不愿做资本的奴隶”的大旗,大打情怀牌。

  “资本可以雇佣劳动,知识也可以购买资本。资本和知识的关系,是双向的相互选择,是合作和共赢,而不是单方面的控制或支配,不 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过去十年,……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卓越企业,没有一家仅仅依靠资本取得竞争力优势。人才和知识才是它们制胜的根本,理想和情怀才是 它们动力的源泉。

  ——万科内部信

  为万科管理层站台的一干人等,甚至搬出了“劳动价值论”。

  《第一财经日报》前总编辑秦朔近日发文称,“经典私有制存在认知局限”,并把英国哲学家洛克搬了出来。在经济思想史上,洛克曾经论证过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

  “从作品的意义上,谁对万科付出了更多劳动因此对万科更有感情,他们的话更值得倾听?在洛克那个年代,金融手段还很少,更不要说金融资本主义了,一切‘作品’的所有者都是劳动者。不像今天,通过交易驱动和资本手段,就可以主导‘作品’的命运。

  “是的,在同股同权的规则下,王石们通过劳动能购得的股权很少,宝能和华润通过财务投资‘直接占有’的股权很多,前者对万科的‘所有程度’远不及后者,因此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但是,社会应当明白,经典的、money talks的私有制,是存在认知局限的。”

  然而,作为世界最大房企的万科,核心竞争力在哪?真的是靠管理层的“劳动”,“人才和知识”吗?

  当我们扒一扒万科的前世今生就会发现,从原始积累到成为世界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万科的发展历程,赤裸裸地就是一场权力与资本的游戏。管理层和资本家,都不是凭借劳动,而是凭借权力和资本,获取了社会财富的所有权,谁也不比谁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权力的故事

  在万科的创业神话里,和田某君拼命宣称自己不靠男人上位如出一辙,王石经常暗示自己是凭自身才干赚的第一桶金。事实真是如此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实行价格双轨制,在国企中,一些党政干部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利用手中的职权专事倒卖钢材、水泥、化肥、农药等紧销物资,人们称之为“官倒”。

  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 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

  王石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倒玉米。

  早在1983年,全民所有制的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在其下属的贸易部成立饲料科,王石为科长。当时东北的玉米要运到南方,都要从香港转 运,如果直接可以运到深圳,可以赚取不少差价。但是当时运输是需要指标的。于是王石通过关系找到广东海运局让他们开辟北方航线。短短8个月,王石赚了 300多万元。通过这项业务,完成了未来万科的原始资本积累。“这就是我下海挖的第一桶金,干干净净。”王石提起此事颇为自豪。

  王石当然不会告诉你,他当时的岳父是广东省委副书记。

  后来拿着这第一桶金,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就是万科的前身。公司为国营性质,王石是法人。

  说是经营科教仪器,但公司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核心就是换汇倒卖。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这样写道:“在当时的深圳与北京之间,早已形成了这样的一条资源输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断的国家配额和公共利益以各种 形式被贩卖到南方,他们游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促成了某些个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销中心在这种游戏中扮演的是终端洗钱的角色,他从北京调来外汇指标, 联系好进货和出货的港商与国内企业,通过货物的进口销售把汇率差价清洗成流通差价。”

  1985年初,王石卷入到一起4000万美元的调汇案中,成为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案件淡化了。”

  然而后来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外汇管理,展销中心的业务就严重萎缩了,甚至裁员近20%。这时王石的才干体现在哪儿了呢?

  ——倒国企。

  1986年,深圳特区国企股份化规定发布,一时无国企响应。王石主动跟母公司提出搞股份化。上市后的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王石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1年1月29日,万科股票正式在深交所上市,代码为000002,由此踏上了万亿市值的征程。

  根据王石的演讲,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1300万净资产,40%归个人,60%归政府,只不过他放弃了自己个人拥有的股权。

  这历史性的一刻,王石为什么要高风亮节,导致后来创始人股份占比过低,被资本野蛮入侵呢?

  万科内部信中说,“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创始人团队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股权,是为了避免公司成为少数创始成员乾纲独断的僵化组织。”

  然而,还是王石一语道破天机,“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

  其实,王石已经隐晦地点到了真实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王石不傻,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追求名利双收的都已经死了。主动放弃 “属于自己”的股份,是以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为前提的。而且随着扩股增资,国资会“一步步稀释”。果然,2000年,深特发持股已经降至8.11%。

  股改的理由是国企体制僵化,然而正是因为是国家资产,才有可能无偿占有(要是私人的会跟你拼命)。中国证券市场发育之初,是有明确历史使命的,那就是为国企改革服务。无论是深圳的老五家还是上海的老八家,无一例外都是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才有资格发行上市。

  可以说,如果没有国企的特权,万科根本无法如此迅速地实现资本积累。

  在上市仅仅五个月后,万科就通过配售和定向发行新股,筹集资金1.27亿元,利用这笔资金挤进上海地产市场,拉开万科全国扩张的序幕。此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都让万科站在了风口上,想不起飞都难。

资本的故事

  在中国,衡量一个地产企业竞争能力的主要指标是两个能力,一是拿地能力,二是融资能力。

  如今,万科管理层抱怨“资本”,仅凭它是“资本”,就取得了企业的所有权。然而万科的管理层没有说出,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地位,万科的快速成长史,靠的正是资本的力量。

  1993年,万科被批准在香港发行B股,正是凭借此次所募集的4亿多港元,万科在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1993年—1997年这段时间里,保持了稳健的成长。

  也正是在此次上市前,王石算了一笔账,把1984年到1994年贸易盈亏相加,得出的数字居然是负数!管理才干与知识体现到哪儿了呢?

  作为行业龙头的万科,近几年走出了一条令同行惊艳不已的快速滚动式规模发展道路,从2004年的年销售不足百亿元,到2010年销售额突破一千亿元,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万科做大真正的秘密武器,与其说靠管理才能,不如说是资本运作能力。

  2001年到2007年第三季度,万科一共增发两次,募集资金141亿元,加上可转债转股约38亿元,股本扩张累计约179亿元,占净资产增加额的77%;而同期公司盈利累积约57亿元,仅占净资产增加额的24%。

  万科的扩张,不仅娴熟地运用国家资本,还有国际资本。

  2000年,万科瞄准了香港华润集团,华润成为了第一大股东。2004年,又和德国房地产融资服务龙头HI银行合作,进行股权融资。万科之所以 不直接从外国银行进行商业贷款,是因为有违外汇管制相关规定。以外国直接投资为名,行商业贷款之实,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制度对引入外资的限制。

  万科的另一大佬——总裁郁亮曾说“每一次成功的资本运作,紧随其后的是万科更快的成长和突破。”

  财务出身的郁亮,能爬上总裁的宝座,也跟其资本运作能力有很大关系。

  其实,整部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史,就是生息资本的发展史。权力、资本、房地产三位一体,也构成了中国经济21世纪以来最强有力的引擎。

  也正是靠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才实现了个人财富的飞跃。

  王石宣称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资本权的争取,“只有”60多万股的万科股份,安心当个“中产阶级”。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纷纷推出了针对管理层的激励方案。根据当时万科的方案,王石可以从二级市场购得万科10%的股票,按照当时市值5000万。

  如果不是靠资本所有权,而要靠什么管理和劳动,从2011年开始就当甩手掌柜的王石,如何能逍遥自在地游山玩水谈恋爱呢?

  股份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这些创始人,已经拿到了很多。

  最近,宝能在罢免王石的议案中就直指,“王石个人在2011年至2014年间,前往美国、英国留学,长期脱离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依然从万科获得现金报酬5000多万元。”

  而普通员工呢?1991年的《体改信息》刊文称,深圳股改后,调查了5家股份制公司,股份制运作后的一年与上一年相比,实现利润平均增长215%,净资产平均增长87%,而职工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63%。

  股份公司的发展,本来就有利于寄生,“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资本论》第3卷)。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秦朔所言,“一切‘作品’的所有者都是劳动者。不像今天,通过交易驱动和资本手段,就可以主导‘作品’的命运。”是不是感到很讽刺呢?

  不靠资本和权力,万科的职业经理人们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呢?

  2013年底万科总裁郁亮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买地的钱哪来的?集资,投资者给我们钱或我们借钱。设计谁做?请别人做。施工请别人施工, 卖房子请别人卖,物业也是请别人管理。那么我们创造了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而我们的行业又这么好,会不会有人想着要取代我们?”

  其实,王石的愤怒与郁亮的心虚正源于职业经理人具有的双重身份。

  一方面,比起纯粹“寄生性”的货币资本家,他们还是执行了管理职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是付出了“劳动”,理应获取所有权。以宝能系为代表的货币资本家的不劳而获让他们感到愤恨不公。

  其实马克思早就点出了资本所有权和生产职能的分离,资本家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

  “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 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表现为对他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

  但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企业的经理们远远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巨额报酬,绝大多数都来源于对剥削收益的共享。本来,经理的薪金应该只是熟练劳动的薪金,至于监工之类的监督职能,以及和其他资本家勾心斗角的技能,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来就是没有必要的。

劳资的故事

  2014年,《万科周刊》曾经效仿《共产党宣言》,宣传它针对管理层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并称“马先生委托周公,口述《事业合伙人宣言》一篇”:

  “至今一切经济单位的历史都是资方与劳方斗争的历史。”

  “员工在公司最早期是不折不扣的创业者;在公司发展壮大后,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主要基础;最后,从2014年4月23日创始大会开始,它在公司里完全确立了主人翁的地位。166年前《宣言》对于资方和劳方前景的悲观展望,并没有出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恐怖预言,已经被某不务正业的运动员股份有限公司证伪

  然而仅仅在一两年后,作为总资产达6000亿之巨的世界最大房企,就被仅仅拿出两三百亿的宝能系上演了蛇吞象。所谓的“事业合伙人”(即万科管理层)节节败退,甚至面临高管被一窝端的困境。

  这不是劳资之间的斗争,而更类似于资本之间的竞争。

  万科的管理层,想讲述一个“劳资和谐”变成“劳资斗争”的故事,然而事实是,这只是一个小资本被大资本剥夺的故事。

  万科口中的这位“马先生”就说过:

  “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当某人的前岳父逝世,靠山华润的一把手易主,万科的创始人及其管理团队,丧失了“赵家人”的庇护,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占有改革红利和融资便利,也就丧失了竞争优势。

  宝能吞并万科的资金,大部分不是来自于自己的积累,而是撬动了万能险等社会资金,用别人的钱来成就自己的豪赌。而万科何尝不是靠一整套信用制度吮吸劳动者的血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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