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理解

     

 

      “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格言式样的句子,不知出自哪位名人之口,虽然这句话本身含义并不严密,但,好在这句话并不能理解,也无更深的含义。它无非是告诫人们要努力学习知识,摆脱愚昧无知,激励人们学习上进而已。

如果深究其含义,不免就要考证一番什么是知识?知识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改变命运的?它改变谁的命运?

知识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的系统化总结,任何一门知识都对自然、社会某一领域客观规律的系统把握。知识本来就不是用来给别人看的,而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工具。人类通过不断地认识、掌握客观规律,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生产与社会实践,使自己在自然与社会面前越来越具有主动性、越来越能够与自然和睦相处,创造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生活和社会条件。这样,就可以使得人类不断地进步,摆脱了受自然和社会支配的命运,从而主动地把握自身命运,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类学习和运用知识为的是更好地从事生产与社会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知识的真正用途不是,也不可能是,给个别人带来命运的改变,而是通过增强人类的实践能力带来人类命运的改变,并通过改变人类整体的命运,实现真正地改变每个人的命运。这应该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确切含义。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知识,农民要了解古代和现代的农业相关知识等等;工人要掌握相关技能、设备原理和企业生产原理等等;公务员要学习社会科学理论和管理技能等等;教师和科研人员更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为社会创造确实有用的贡献……,因此,做什么工作都需要不断地学习知识,追求真理,钻研业务,以求把本职工作做得精益求精。人们还要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知识,了解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除此以外,人们还应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学习一些知识,以充实自己的生活。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人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

  然而,“知识改变命运”在一些人的心里却以别一种含义成了他们信奉的至理名言和座右铭。他们看来,有了“知识”就可以摆脱体力劳动,成为白领一族。而追求“知识”就等于追求“学历”,就等于“上大学”,上“名牌大学”。在这些人的观念当中的“知识”,其实是“学历”,是提高个人身价筹码,有了“知识”,其实是“学历”,社会就应该臣服在他们的脚下,毕恭毕敬地送上他们所要的一切。他们甚至根本不懂得知识是做什么用的,似乎有了“知识”,银子就应该滚滚而来。于是乎,倾家荡产、精力耗尽也要追求“知识”,其实是“学历”。他们理解的“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要用“学历”来改变“个人”的命运,而追求“知识”的目标就是要跻身于城市、跻身于上层。这就成为一些家庭紧衣缩食、倾其所有也要让孩子上大学的无穷动力源。

  或许,让子女上大学可能是好事情,即便真的是好事情,如果仅仅是把上大学看成是找好工作的跳板,不仅未免过于狭隘了,也未必可行了。先抛开当下大学的实际状况不说,姑且认为,大学就是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机构,从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也能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今后的能力发挥也真的将对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到深远的作用。那么,上大学,学知识,要改变的不是个人的命运,当然也不可能真正地改变个人命运,而是要运用知识,改变社会、民族,特别是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

诚然,当前的社会,由于不合理制度的原因,体、脑劳动的条件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在待遇、工作条件上要优越得多。但是,每个希望上大学的学生、每个希望让子女上大学的家长不能只看到优越的待遇、良好的工作条件,更应牢记的是社会给予脑力劳动工作者良好待遇的同时,也赋予他们以重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将身处关键岗位,他们的工作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远比一般体力劳动者要大得多。国家为什么要办大学?不是为了给一部分人创造良好的待遇,培养一批贵族式的社会成员,而是要他们掌握专业知识,为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再说,一切不合理的分配关系是不会长久的。社会中的每个劳动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应当,也一定会获得更加合理的待遇。

长期实践证明,高考的选拔能力和效率都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即便是高考真的可以考察出一个人的能力,高考也不应该成为一场看将来谁能享有社会给予的优厚待遇的竞争,而是展现自身能力和努力程度,为自己能在将来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而创造条件的机会。那些希望上大学的学生、希望子女上大学的家长都应该清楚地看到上大学及以后工作所承担的责任。只想着待遇(也未必可以得到),看不到责任,以为上大学就能使个人和家庭发财致富观念,就为以后工作中养尊处优、搞腐败、甚至盘剥别人埋下了种子。

  应当看到,当前社会上体、脑劳动的巨大差别仍存在,而且,这种差别近年来甚至走向了严重的对立。这样的社会环境,是许多人笃信他们的“知识改变命运”信条的思想意识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职业间、等级间收入的巨大差别、城乡间发展的极度失衡、体脑劳动的严重对立,使许多身处下层的社会群体很难通过勤奋劳动改变自身的经济、社会境况。让子女上大学,摆脱劳动、跻身上层成了许多家庭的唯一希望。然而,这些家庭及其子女中间,有些人却不是为了学习知识,使身处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改变命运来学习,而是要在原有的不合理社会结构中分得一杯羹。一些学生来自劳动家庭,却极端鄙视劳动;他们的父母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却极端鄙视普通劳动者。他们虽然身处社会下层,经济、社会境况令人同情,然而他们为争取自己跻身上层的不择手段、得势后的狂妄和野蛮,又着实地令人憎恶。

  要消除当前社会许多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错误认识,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使人们能够劳动致富的社会,让“知识”恢复其本来含义,让知识真正成为人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的进军的武器,通过创造财富、合理地分配财富,让知识改变社会上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是它是运用于生产,通过创造财富来改变命运,而不是一些人想象的,把“知识”,其实是“学历”,当作“敲门砖”跻身社会上层来改变命运。其实,在学校学到的那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而知识,其实是“学历”,之所以给人造成“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看法,是因为制度本身的指鹿为马地评价人才造成的,是一种制度性地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如果,制度变了,知识,其实是“学历”,同样可以改变命运,只不过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改变方法了。

所以,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句话中命运一词,隐含美好命运之含义。殊不知,方向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不但不能带来美好的命运 ,还可能会带来不美好的命运。

学历制度的推出,和其他制度的推出一样,都是有其目的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巨变,学历制度的红利,特别是当初的“学历”的暴利时代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实的当今社会,完全靠学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在快速降低,知识,其实是学历,可以改变命运的范围越来越小。之所以这样,既有制度的原因,也是学历价值的真实体现。所以,与其错误地把对学历的追求当作对知识的追求、对特权的追求,不如老老实实地通过学校,通过自学,通过实践,掌握各种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实现真正掌握有用知识目的。通过学习知识,发现真理,在追求改变大多数人命运的过程中,改变自我和改变环境,以真正实现自我命运的改变。

高考作文:把“精致利己主义”的城里人筛选出来

每年的今天都是全民吐槽高考作文日。

  当然,每次看到完全不知所云的高考作文题的时候,也逼得人不得不吐槽……

  我们能够看到各种诡异的打开方式:

  

  2015山东卷

  网友评论:“亲,你真的知道肉豆就是扁豆吗?”

  

  2015湖南卷

  网友评论: “宝贝宝贝我是你的大树。”“爸爸去哪儿?”“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2014 上海卷

  网友评论:你妈妈说你可以选择和哪个女的结婚,所以你是自由的;可是你又必须只能和女的结婚,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2014四川卷

  网友评论:四川的高考作文首次为不扶摔倒的老人提供了理论依据:人,只有自己站起来,世界才属于你

  然而,高考作文命题的脑洞看似越开越大,但是满分作文却越来越是一个样子——“总—分—总”三段式+古今中外思想家经典语录大聚会+“正能量”价值观。高考作文看似花里胡哨五花八门,但实际上也只有从这些神一般的题目中寻找到三观正确的鸡汤点,才能是高考作文拿高分的基石。于是,“满分作文”越来越比教科书还无聊,而充满叛逆精神的“零分作文”才是吸引人们关注的神器。

  当然了,作为占语文分数40%,高考总分8%的作文,对于上大学、进重点大学,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作文命题越来越“放纵”和“自由”的时代,怎样的群体才能写出优质作文,或者说,作文筛选出的,都是什么人呢?

  1、城里人、有钱人

  近年来,材料或话题作文的故事,大多是城市故事:如2015年全国卷一“一位父亲在高速公路开车打电话,孩子报警对父亲进行教育”的材料,就有网友评论说“首先我爸得有辆车”,这个话题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又如2014年重庆卷年轻人到波罗的海旅行租房的题目、2013年北京卷关于文学家们对手机的评论谈谈自己看法的题目,这种生活体验根本就是城市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才有的。

  有学者曾把改革开放前后的高考作文体做对比分析。发现改革前的16个题目中除, “记一件新人新事”(1952) 、“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1954) 、“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6)、“我的母亲”(1957) 、“雨后” (1962)等题目没有明显的文化阶层取向外, 其他的题目则带一定的农村与城市文化偏向。如 1960 年的“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 1962 年的“说不怕鬼”, 1964 年的“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 1963 年的“‘五一’劳动节日记”等题目有利于农村学生写作。而1951年的“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 1953年的“写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 1955 年的“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 1965年的“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等题目则有利于城市学生写作。在城市和农村的倾向上是大体平均的。

  而改革开放后的50 题目中, 有 34 个作文题目( 占 68%) 有利于城市文化出身的学生,除了前文所罗列的近年题目,《赵人患鼠》(1979) 、“读《画蛋》有感”与“读《给青年一封信》有感”(1980) 、 “读漫画 《找水》有感”(1983) 、“近墨者是否 黑”(1991) , 这些题目的写作涉及文言基础、艺术修养,但观赏戏剧、听古典音乐、参观画展、阅读非职业性的书籍等, 接触这些文化资源的城市学生远远多于农村学生。如今,文化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这些文化欣赏,根本就是在填饱肚子之后的选择,看似平等的高考作文,却指向了这群家庭条件优渥的学生,这到底能筛选出什么人呢》

  2、“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高考作文材料和命题中,越来越鲜明地塑造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例如2015年上海作文题“造就和谐自我”,2014年安徽卷“剧本修改谁说了算!”2013年湖南卷“我愿意”,都把“我”和“个体”摆在了至高无上的点上。

  在文革前的 16 篇作文题目中, 关注自我的作文题目仅有 5 个(占 31%) 。如1951 年的“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1954 年的“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 1955年的“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1956年的“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 1960 年的“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 ”。这些题目虽然是以“我”为中心的,突出的却是时代背景中“我”的选择,而不仅仅是脱离了社会的自我思辨。整个的命题方向,是一种对于“劳动人民”身份的塑造。

  在 1977-1995 年的28个作文题目中, 除1977年的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里突出“我”之外, 其余作文题目则大多要求写“我”之外的人与物。但是, 从1996 年开始,给定材料、写作要求中逐步突出“我”作为主体的感受, 此间的22个题中有 16 个( 占 73%)。如 1996年的要求自己根据漫画的议论作文, 1997年的“乐于助人”或“悄悄走开”的做人问题议论, 1998 关于中学生的心理承受力问题, 2001 年的“诚信”中的做人问题, 2002 年的根据海员想象的联想作文和“心灵的选择”的话题作文, 2003年的寓言折射的人际关系问题, 2004 年的“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为话题和“遭遇挫折与放大痛苦”的话题作文, 2005 的“位置和价值”和“忘记和铭记”话题作文等。

  看似,作文题目越来越多元,但实际而言,却越来越去政治化、越来越突出个体中心主义。这种高考作文命题的培养之下,学生们遇到问题先去感受自我,强化自我的体悟,放大自我的意义,再去思索他人、思索社会,是一个很自然的流程。也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高考作文中拿到高分,进入名校。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在某专题研讨会上提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先生对教育中出现这种“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担忧和批判不可谓不深刻,然而他忽视了一点:并不是大学培养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在这样高考命题和面对高考的一整套培训底下,一些著名的大学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集散地。

  如今,对于高考背后的教育不平等的论述层出不穷。诚然,在教育商品化的市场浪潮中,只有有钱人、城市人,甚至是大城市人才能买到更好的教育、进入更好的大学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说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备考的不平等就诟病高考本身,高考制度还是一个公平筛选的过程。但高考作文本身的方向已经注定了其不平等,也注定了筛选出来的这群学生,很可能继续制造不平等的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才是更可怕的。

  我们呼唤着教育平等,但希望从高考命题开始!

  作者:左楠

舒可文( 2007年第4期):王朔的自我认识之路

2000年之后,我在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从2000年之后,你在干吗?

王朔:在自我认识。我得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很惨烈的一个事,把自己完全打碎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世界观的事啊。听说你在这个期间挺沮丧的。

王朔:当然沮丧,哭都哭了好几年。2000年后感觉特别崩溃。我这前40年完全是演戏,演猴戏给人看。所有人认为我是个什么,我自己也认为,其实我不是。没意思,有什么意思啊,那帮人都认识,天天见,一张生面孔都没有,我老想挣的钱也挣了。如果挣钱能让我乐死也行,我原来以为我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当然我觉得不舒服,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有什么原因让你这么一个俗人想起这么严重的事?

王朔:那时候有一些事情,梁左、我哥、我爸在那几年前后去世,我突然觉得死亡离我特别近。我多怕死啊。我得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啊。

三联生活周刊:没有外界原因吗?把你的小说冠为痞子文学,还有后来更年轻一辈说你过时了,这些是不是让你焦虑?

王朔:那些事对我没影响。我为什么能抗拒他们,不管是主流的还是乱七八糟的知识精英阶层?我们自己有一帮人,我们自成体系,上学时候老师再骂我不是东西我也不在乎,就是那帮孩子不能说我,那我就无法立足了,这些人的认同比什么都重要。不认识我的人骂我,跟我有什么关系?靠人多势众吓不着我,我见过群众运动,不就是打群架嘛!什么声音变成统一声音就是暴力的声音了,这不代表正义。没人敢侵害我人身,妨害我利益,不敢吧?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唾沫淹死的那是阮玲玉,想讨他们好的人才被他们吓着,我不讨谁的好。我也不认识他们,本来也是起哄的事,只是一个乐,骂他们,他们又急了。他们活的还不如我,我就别跟他来劲了,我还有我自己的事要干呢。

三联生活周刊:这好像还是你原来那种反精英的立场?

王朔:我天生骨子里有这个,我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毛泽东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怎么理解权力斗争,那都单说),他把中国的士这个等级给废了。两千年以来,儒家的士这个阶级一直被吹捧,好像他们代表中国的良心。你们代表什么了?算英雄吗?跟烈士怎么比啊。那么多人为什么前赴后继,烈士为什么牺牲,推翻三座大山啊!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理想,革命党转成执政党一切问题就是平等,不惜毁灭整个国民经济他也要平等,不要你什么人高高在上,觉得你很纯,你是清白无辜的。知识分子从此“现”了,经过“文革”的成年人,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干净的。他们失去经济基础以后,全塌了,至少不敢讲话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的先进就是说要平等,这跟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都是一样的,你不能因为你拥有知识就炫耀,凭什么瞧不起别人?2600年前的释迦牟尼,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可人家讲生命平等,孔子那儿讲君君臣臣。中国革命把儒家打倒了,中国历史进步意义就在这儿。共产党在执政就不能把这点放弃了。不是吹牛,我特别不喜欢欺负人,欺下必定媚上,这个绝无例外,因为它是守恒的,基本的宇宙原理在这儿。我自知我有多不完整和多不神圣,别人夸我,我还不敢接。我是把作家神圣化了,敢自称作家的,胆子也太大了,我还不知道他们,嘴上说纯洁的,底下有性交吗?吃饭不吃饭,医疗保险是体制内解决的还是体制外解决的?经济独立做到了吗?哪个把物质利益放弃过?要么做圣人,要么别再谈道德,精英立场特别可笑,比别人多看几本书就比别人高吗?特别有些人把学历和读书混在一块,我觉得太可笑了。知道什么叫人文价值呀?

三联生活周刊:说人文价值是有针对性的。

王朔:无非是拜金主义,拜金主义在某个阶段是可以的,没有谁说反对合理收入吧,合法收入谁也不反对。当然我现在觉得人文立场也不牛,真正牛的是众生平等。先是人人平等,再往下就是众生平等,物质和物质都是平等的,其实我们都是物质。人认为自己是智慧生物特别可笑,人实际上是一个进化的物种,会使用工具以后人整个在进化,很多人没有智齿,智齿是没有用的齿,早晚都没有,下一步进化掉阑尾、腮腺。

都是偶像崇拜,这都叫亵渎,大众文化搞的就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这么说,1996年你没这么想吧?

王朔:当时对我来说都是具体的实际问题,版税是我第一个拿的,没有人拿版税。今天大家觉得是很合理的事,那时候我这么要就是拜金主义,我也没有理由,没什么理想,我当时是一穷二白。我们复兴路那一带在衰落,整个阶级在下降,我一个月挣36块钱,中国这社会特别残酷,你完全没有安全感。我必须往上爬,当时那个气氛下,大家好像一谈钱就很俗,我认为公开谈钱没有什么,当然金钱也不是一切了,这都不冲突。他们认为他们有理想,有崇高,我当然躲避崇高,我觉得崇高就是寒碜的精英意识。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小说是什么?就是自己生活的写照,文字是什么?就是简化的过程,所有的中国字产生之前一定是有一个世界画面。今天画面能直接产生,根本不必写长篇小说,谁写长河似的小说谁就是傻子,你不如拍长电视剧,大家直观地看。小说作为文学,它可能变成一个内心世界,画面没法直接捕捉的地方还得是文字。对于日常生活,现实主义的东西,小说你歇菜吧,电影完全可以拍,冲击力比文字强多了,传播速度也快,你就聊聊思想,聊聊心理活动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说那些人都不够精英?

王朔:我小时候也认为世界上有些圣人。我走一地儿失望一次,他们说的那种精英我一个没见着,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知识,这不够变成神或者人杰,而且我觉得那都是你该做的,你在情景中,没有人逼你做,你自己不做不舒服,别说那么大,自我吹牛这个事别干了,没有意思。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吹牛行了,都这么大岁数还吹。我看《上海文学》有一期有一个人称张承志是先知,我认为那是太大的亵渎了,这是给他找事儿,懂不懂伊斯兰教?大家谁都别冒充先知。看看自己弱点好不好?谁夸我我都不为所动,我知道弱点在哪儿,所有人性的弱点我都有,趋利避害,见利忘义,我也没有见过谁舍生取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老看自己的优点。我承认我庸俗,谁不庸俗啊,至少我不搞朋友老婆,而且我自己挣钱自己吃,说实在的,拿国家钱的人就不如我,体制内的人别跟我聊气节了,王彬彬为了城市户口和就业,博士生毕业又去拉关系混进南京军区,这是对人民军队的玷污,我觉得非常卑鄙。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有崇高的东西,你不崇拜?

王朔:都是偶像崇拜,这都叫亵渎,包括大众文化搞的就是这样,小孩搞搞就算了,崇拜点歌手没有什么,大家不要把自己真当回事了,把自己搁那儿你怎么下来呀,张承志医疗问题解决不了,还让刘恒跑北京作协,你真有那骨气,你别进体制来呀。张承志的作品我还是喜欢,我觉得他被上海这帮孙子利用了,拿他当棍子打人。别拿这个打别人,我也追求高尚,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特别难,做不到那天我不说这话。说实在的,有一些学奴特别讨厌,看上去一肚子学问,人家说的话你背下来了,你查得到,引用别人的话,你就叫精英了?哪个是你自己想的,不带重复人家的,那是本事吗?包括吹鲁迅的一帮人,把鲁迅的美德都压在你自己这边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2000年之后有人说你也以精英的口吻说话了,看不起大众文化了?

王朔:我是看不起大众文化,谁也别冒充大多数,大多数是暴民,谁也别拿这个来说话,就是一对一的说话,今天我们一对一交流有可能了啊,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出声音。我认为中国的大众文化那就是香港的殖民地文化,我觉得香港人那种殖民地文化很操蛋,它上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武侠暴力文化,权力崇拜,嗜血,说实在就是暴民文化。八国联军那会儿,慈禧太后信了他们刀枪不入,下令向全世界宣战,这不严重不靠谱吗?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说金庸是因为这个理由吗?

王朔:不是。我认为金庸的小说犯了很多文学大忌,你不带重复自己的。他那就是大众文化,你别花钱请一堆人开会,要把茅盾拉下来,把他补上去,当时有这个背景。北大中文系那人,说鲁迅也是武侠,别胡扯了,睁着眼睛说瞎话,金庸那时候老了,想把自己立为宗师,要进中国文学殿堂,问题是底下抬轿子的人讨厌。我认为他不该进,说实在的,他的行文跟贾平凹也差不多,那种文字上我不觉得什么,还把暴力加在民族大义上,我觉得特别胡扯,那些暴力是个人恩怨就个人恩怨,别弄成为了民族杀人,为正义杀人。杀人就不对。一个人为了报仇,重义,重信,我为了重这个信用,我非杀这个人不可。道德原则是有先后顺序的,最基本原则是不能违反的,你不能为了守信去杀人,你是守信了,但是你侵犯了更高的东西了。善恶观是人间的是非观,是利益之争形成的。你争善恶,争是非,你就是凡夫俗子,还聊什么觉悟,就是利益之争,我们别拿这个当英雄来吹了。宣扬这个就是暴力文化,还说什么啊,千万别冒充大师了。我倒不认为谁高谁低,是不同的东西,你是为了挣钱,你挣到钱了吧,别蹬鼻子上脸了。

三联生活周刊:到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娱乐文化,和90年代不太一样了。

王朔:没什么不一样吧,都是从港台那儿弄来的,崇香港的,你说崇拜他干什么,真不靠谱。就是“80后”的孩子的娱乐,我觉得他们没有登上历史舞台,这帮小孩他们才哪儿到哪儿,早点儿。他们比起80年代,比起思想解放的时候,那出了多少人啊。清醒一点就是韩寒了。电影电影无聊,电视剧电视剧不像个东西。娱乐节目傻死了,打扮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时尚是多土的一个事,一身名牌多贱啊?时尚的爷爷是谁,是前卫,你们学就从根上学,学点前卫的东西,你学英国的前卫,别学香港的时髦,一帮人完全不顾黄种人的特点。逗逗小孩可以,过去不让人家玩,现在就让人家玩吧。不爱跟他们玩的就不玩,该干嘛干嘛。

我们都在这个循环中,根本没有什么,昙花一现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说说你自我认识的事吧。

王朔:对。你说,我哥哥死,这对我震撼很大,后来连着死了五个朋友,猝死,下面不知道死谁,完全在一种危机里。再过50年,咱们都不在了吧。是,我比他早死点,他比你晚死点,到时候都还得死,还瞎说什么啊。我赢了你们又怎么着。这里头有一个大的东西管着大伙,我得弄明白我这是干什么呢。我以前也相当于“80后”,仗着年轻,火力壮,反正你们写的也不怎么样,我比你们次一点,你们又能强到哪儿去?中国小说谁也没有超过《红楼梦》。

三联生活周刊:那种崩溃状况下小说写作停止了?

王朔:原来那种小说不写了,以后我也不写那种了。我写慧能,他是文盲,北京丰台人,他天生就明白。他说菩萨,不要以为你普度众生,菩萨要认为他普度众生他就不是菩萨,因为他心里有“我”了,你是谁,根本就没有你。讲向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这不是根本的东西,佛教是讲生死问题的。拿高中物理完全可以把《金刚经》重新解一遍,说的就是能量守恒,其实就是教你生命的源头、归宿是哪儿。涅是什么啊,就是能量圈,人死后会回到物质状态了,物质也会湮灭的,物质湮灭以后变成光子,光子湮灭以后变成辐射,辐射是能量。只是用不同的语言说,其实聊的是同一件事,这就是宇宙真理。我们都在这个循环中,根本没有什么,昙花一现而已,别再自己吹牛了。宇宙有一个基本法则,任何偶然都是必然的,别投机取巧,没有便宜事,因为能量守恒。你把一个人杀了,你无非改变他的物质存在的状态,能量还在。哪儿去了,转为负数,坠着你。能量守恒,就是从原点出发必返回原点,中间不管跳多远,飞多高,变多大,最后归零。但是零不是什么都没有,这说起来就长了,我得写才能说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时候开始读《金刚经》的?

王朔:“非典”时候。有好几年我看到太多的异象了,都是视觉的,睁着眼睛,让人不寒而栗,看见我成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了。看见广阔的宇宙星空,我哪敢信啊,我不成邪教了?天一亮我没法活了。我去三联书店买了三本《华严经》,这是最难看的经,全是在聊看见什么了,全是聊这个。后来我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金刚经》,看着费劲,我就望文生义地翻,翻译成北京话了。我给池莉看,她明白了,就是把人之为人、和人将来去哪儿说得非常清楚,它说到物质那儿,没再往下说,就像物理到了第一推动力那儿就不再往下了,再往下还有,其实就是能量。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意思是你从高中物理和《金刚经》里找到了你的问题答案?

王朔:《金刚经》说的就是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奴隶们起来,要解放全靠自己。所有跪在老师面前的人全是奴隶,跪在谁面前都是奴隶,跪在鲁迅面前也是,跪在耶稣面前也是。佛就是觉悟。所谓知识就是你在多大跨度看问题,你站在人的立场看,就是人这点破事。你换个视野看,你看到结局了,谁都难以避免结局,大家都要回归物质,无非就是明白这个。人类才几千年文字史,你们把什么都刻在石头上,别自欺欺人了。放下人类智慧生物那点事,一切昭然若揭。释迦牟尼在2600年前就讲众生平等,多牛啊。人家是王子啊,为什么讲众生平等?一切全是从宇宙大爆炸那开始的,沿途携带大量的信息,他打开了这些信息,他明白人是从哪儿来的,他全看见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不是高中物理啊,你还看什么书了?

王朔:我告诉你,我的思想武器就是这几本书:《时间简史》、《金刚经》、《六祖坛经》、《杜尚访谈录》,还有一本《一颗原子的时空之旅》,是美国天文学家写的,他讲的是宇宙史。

三联生活周刊:费这么大劲懂这个事?

王朔:就跟你懂似的,你懂吗?有好多问题呢,比如人死了以后,还有没有意识;比如灵魂,到底是宇宙只有一个灵魂还是一人一个灵魂。其实灵魂就是携带信息的原子,我当然认为就一个,因为大家都是从一个点来的。人死了以后携带信息的原子在空气中变成别的样了,你还能见到你们家人,但是你没有人间信息了,人间的信息在你150亿年历史里太短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这个需要,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答案。

三联生活周刊:这只是你找到的答案?人不一定都要找到这样的答案才能生活。

王朔:这是叫“了生死”。女人可以不管这个,女人保留的自然本性比男人多,男人太社会性了,自然性使女人保持了心理健康,保持了你们好多人生的正确。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宇宙意识,形成人格之前就有了,当你人格消失的时候还存在,像我这样贪生怕死的人,懂了这个确实去了很多贪欲。我觉得最高的道德是自然的,你看所有的野兽,它们吃饱了就不再抓猎物了,食物在旁边都不吃。上帝啊,真主啊,都讲人是从哪来往哪去,佛教里叫涅,都是一码事,他们谁跟谁都没有冲突,所有人的冲突全是人造成的,人互相打实在无聊,输赢就一口气,也没输什么,大家都是打糊涂仗。其实都不必互相掐了,大家把话凑起来凑明白了,明白不了也都奔着明白去。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不爱看的,我不看不完了,有好看的,“百姓纪录”,“共同关注”,“国家地理”,还有中央10套也有一些,都挺好看,人家娱乐你让他娱乐去,根本不必关心他,各取所需吧。但谁也别欺负谁。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叫乱七八糟的,这是不是精英的口气?

王朔:我没说我是精英人家是傻子,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只是我都快50了,我有我的事。他们20岁的,当然不关心死亡,发情期他关心恋爱,那就赶紧,该交配交配,该娱乐娱乐,过几年有他们没戏的那一天。有人没年轻过,但没人不老,是不是?说实在的,谁关心他们啊。我当然希望我这么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最后变成一个至少对自己有点认识的。我太容易被忽悠,我年轻的时候被忽悠过,但是我很快意识到了,这跟我从小是一个坏孩子有关系。他们凭什么喜欢我,包括夸我的人,说你写得好,你骂武侠骂得对,因为他们把孩子教坏了。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好多夸我的人完全给我添乱,还不如大家对骂,还干净点。其实大家好多事可以聊,好多事没有弄明白,小孩聊小孩的,成年人聊成年人的,别都瞎插嘴。

三联生活周刊:《梦想照进现实》是不是就是这种成人聊的话?

王朔:就是聊天。大家都在身不由己地干一些事。我们为了挣钱耽误太多的时间了,以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可以不这么做了。挣太多钱又不送人,就没劲了。我这么自私,我挣够自己花的,够我女儿在美国上学的,行了。你要真为挣钱这也没完啊,后来我写小说就是为钱写的,那时候极没有快感,为别人写作真是痛苦,为别人写作你就是投人所好,别人不喜欢你就算失败了,等于把标准交给别人了。标准必须攥在自己手里,我觉得好就好。我把标准交给你了,你还不把我弄死了,我还得听。我还真不信这个了,我走个人路线,我就不跟你们同流合污,跟谁都不是一头的。

新的北京话又形成了,新的词汇,新语言不是凭空产生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说你自己的小说,或者你这几年的改变

王朔:我刚才说话你没有觉得我有变化吗?90年代我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是既得利益者,我认为傻子们就该打,对暴民就得镇压,其实暴民是环境造成的,这帮孙子在生活中其实是受压迫者,你看中国历史300年一折腾,全是暴民起来的,你给他压得太惨了,所以你得拿穷人当人。一年多前,我看一个介绍雍正的书,雍正有十大政绩,他把贱民给废了,他当然是为了增加税收。那时候中国是有贱民的,艺人全是贱民,贱户,不许当兵,不许科举,不许和市农工商这四个等级结婚,雍正把这个给废了,从他以后我想到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最小的。国家是要调节强弱,不能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不能这么干,我这怎么跟新左派挺一样的啊。

三联生活周刊:就是说你的变化主要是世界观的变化?

王朔:我当然觉得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自由都在平等之后。这样我觉得可以感觉到这个价值观跟整个中国历史进步是在一起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魅力,孔子说的话都是调整人际关系的,处事之道,管用。但他不是天命,你五十知天命就不能靠他了。表面的东西太虚了,过去我觉得小说没有性描写就不好看,我现在不觉得这样了,可以不这么写,我不觉得性是人生活的中心,只是某一个时期的中心点,写老年生活你就可以不写性,人在生生死死,这都是可以写的。我完成了从青年人变成成年人这个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写作上的变化呢?

王朔:到时候你就看我写的东西吧,语言上也不一样了,有些新的语言,新的北京话又形成了,新的词汇,新语言不是凭空产生的,环境有了变化才产生的,这我认为我掌握了。你跟我聊天你没有觉得我语言有变化吗。我在语言上也有点心得,汉语不是没有时态么,我现在学会用时态写小说了,比较多是现在进行时,写法特别不一样,但是我不能通篇这样。现在进行时跟拍画面似的,三维写作。

三联生活周刊:举个例子?

王朔:我不举例子,我给你看两眼,我都写到物质起源了,我看了《时间简史》那几本书,明白这回事,众生平等不是瞎说的。众生平等多牛啊。

Top